《文科建设》
1.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新变局、新挑战与新思路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研究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新变局、新挑战与新思路
摘要：在新文科建设的政策背景下，培养价值正向、知识融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文科人才成为应有之义。然而，基于分类的学科理念、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学科中心的院系结构、学科建设与管理机制，在较大程度上桎梏着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培养。树立智能时代的新文科观和人才质量观、试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完善基于学部的跨学科合作平台、深化现行管理机制改革是培养复合型文科人才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复合型人才，新文科建设，学科交叉，学部制
本文系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学部制改革与新文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北京市属工科院校学部制改革下的学科有效融合研究”（046000514121531）阶段性成果。
新文科建设注重多学科交叉与跨学科合作，旨在重构我国高等院校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文科人才培养质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产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与能力、多项技能集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因应于政策要求和实践需求，在保证专业核心能力与素养的前提下，应着力升级传统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跨学科的新突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行学科专业交叉人才培养，强调思维、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
一、新变局：文科人才培养的语境转换
数据与智能的整合，以及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技术的大量应用推动了智能世界的崛起，元宇宙更是引发物理现实世界与虚拟数字世界的交互联动，为科学技术发展和高等教育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知识更新快速迭代、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呈现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需要跨越学科界限、集成多学科力量协同解决。技术的革新、新产业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和基础技能，还要注重交叉学科的学习与交流，培养跨界思维和复合能力。
因应于实践需求，近年我国多项政策明确了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重要性。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旨在突破高校内外部体制机制壁垒，培育一批跨界式的新型主体——协同创新中心，为我国高校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外部动力与政策支持。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打通一级学科或专业类下相近学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开设跨学科专业的交叉课程，探索建立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交叉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新机制。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强调，要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同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加强学科协同交叉融合。2018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提出，学科交叉、科教融合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
2018年8月，党中央明确提出“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新文科”概念被正式提出。2019年4月，教育部与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新文科”等四新建设。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正式发布并对后续建设作出全面部署。2021年，教育部立项首批1011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高校、文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及教育主管部门积极开展新文科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新设置“交叉学科”为第14个学科门类。
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政策背景下，培养价值正向、知识融通、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文科人才成为应有之义。复合型文科人才首先具有正向积极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同时具备专业特长性和专业复合性，前者要求掌握所在学科的前沿知识，在专业相关的工作和学习领域能够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后者要求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思维，且不同专业知识之间的交融程度高，专业思维辐射面宽，具备解决复杂、不可预知问题所需的能力和责任。
二、新挑战：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现实障碍
（一）基于分类的学科理念阻碍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
分类与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范式，前者推动单个学科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后者强调突破学科壁垒，拓展学科内涵，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从19世纪开始，以知识分类为载体，各门学科逐渐在高校明确了合法身份和制度化形式。[1]在学科分类的理念指引下，我国实行国家学科制度，管理部门依据刚性的学科分类，颁布具有学科管理功能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以下简称“学科目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在学科目录下通过学科审批方能进行。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先后颁布实施过四版学科专业目录，经过四十多年的修改和完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于2021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所有的知识领域划分为14个学科门类，113个一级学科。尽管交叉学科被列入学科门类，但学科设置并未突破传统的学科分类法，仅是在一级学科之下的简单组合，而且，按照二级学科管理的制度设定阻碍了交叉学科的发展空间，使其被排除在基于一级学科的双一流建设之外。[3]
在学科分类理念下，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知识体系与学科文化差异，强调学科间的分割与排斥。[4]每个学科均有特定的理论、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专有的术语和技术，不同学科间难以逾越和理解的话语体系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教师和学生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托尼·比彻（Tony Beecher）认为，在学科分类体系下，学科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每个部落中均有独特的学科文化。[5]学科文化是不同学科之间区分彼此的重要依据，通常借由强有力的价值与信念体系对学科成员进行规训与激励，并在环境的熏陶下不断内化，使成员对本学科产生浓厚的认同感和学术忠诚。学科文化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强烈的群体性和排他性，阻碍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
相关学者引入“分类强度”概念来描述知识分类系统内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同时指出我国的学科分类程度属于强分类，即在我国学科分类系统下，不同学科之间强调分割与排斥，学科间的资源流动与知识交流甚少、边界较强。[6]《学科目录》中的学科分类代表着学术资源的分配结构，政府根据目录中的学科类别和等级自上而下分配知识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包括设置教学专业、院系组织、教师编制以及学生指标等。[7]在学科分类制度下，知识被学科划分为具体的“知识群落”，教师们被编入无形的“学科户籍”[8]，在无形当中笃定地扮演了“学科看门人”的角色。高校依据学科划分专业学院，分门别类地为社会培养本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学生被局限在单一学科和专业领域内，知识视野狭窄，难以突破专业疆界，无法满足社会对于多学科交叉视野的复合型文科人才的需求。
（二）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难以供给复合型文科人才
在基于分类的学科理念下，囿于单一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过分偏重专业化教育，强调本学科理论知识的结构性输入，培养模式单一，专业壁垒明显，桎梏了人才培养的结构和体系。专业化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专业即依据学科分类和社会职业分工需要所分成的学业门类，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高校专业是分门别类进行高深专门知识教学活动的实体单位，是开展招生、组织教学、分配资源、实施评价的根本依据。[9]
专业化教育模式下，学科分类建制，专业彼此“割据”，原本完整的知识与学科之间被人为分离，并在寻求纵向精深发展的过程中日益箱格化。专业化教育培养出的专门人才扎根于特定专业领域，知识结构相对单一，专业能力与素养“深度”有余但“宽度”不足，缺乏跨学科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与能力、多项技能集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传统文科人才培养定位脱节于国家、社会需求，建基于专业的“分科教育”亟需转型为“跨学科教育”[10]。
受限于精细化发展的学科和专业，人才培养呈现出典型的“专业情结”[11]，培养目标强调本学科领域的“专”“精”“深”，缺乏整合的课程体系为复合型人才培养设下难题。一方面，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往往囿于单一学科或专业门类，专业课程之间学科极少交叉，学生难以走出封闭的专业领域，尤其研究生培养仍停留在“小作坊式”的师徒相传框架内，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视野，以及复合型能力、素养的习得和养成。另一方面，通识课程学科范围较广，但培养方案中各类课程的学时、学分相对固定，通识课程沦为“配角”，学生选择余地并不大。而且，通识课程各自独立，在较大程度上呈现出合而不融的“拼盘”特征，彼此之间缺乏关联性与系统性，难以服务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12]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新设置“交叉学科”为第14个学科门类。依据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公布的《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名单》，截至2021年6月30日，全国各高校已自主设置交叉学科616个。交叉学科下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样面临挑战，作为人才培养的直接承担者，跨学科教师团队的交往存在“合而不作”或“只合不作”的现象[13]。教师通常受到长时间的学科规训，对本学科有着高度的认同感，面对其他学科难以逾越和理解的话语体系，教师往往望而却步甚至产生排斥和反感[14]，害怕被贴上“游离于学科之外”的标签，担心自身专业技能的降低[15]。
（三）单一学科中心的院系结构成为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组织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以学科为基础形成校—院—系三级组织结构。高校以刚性的一级学科作为院系调整的主要依据，即便是人工智能等新型交叉学科设置学院、谋求发展，也需要首先寻求一级学科地位。[16]据统计，我国348所本科院校共设置二级学院（含院级系）5505个，其中，53%的院系以一级学科为基础设置，另有26%的院系对应二级学科，跨学科门类学院仅占8.3%。[17]作为知识发展与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依据单一学科设置的学院有助于提升学科的专业水平，同时，统一组织教学科研等活动保障了人才培养的秩序，实现了院系的高效管理，但学科的封闭性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跨学科教育的难度，学生被限制在单一学科和专业范围内，门户之见越来越深，知识视野的狭隘限制了跨界思维和多学科能力的迁移。
作为院系设置与调整的主要依据，学科目录通常遵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线性逻辑，尽管历经四次修订，但一级学科仍划分过细、数量过多。截至2021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所有的知识领域划分为14个学科门类，113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包含若干二级学科。因应于极度细分的学科，我国高校学院林立、壁垒森严，为学科交叉与整合设置了较大程度的组织边界障碍。据统计，英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学院数量为平均6.6[18]，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学院数量为平均10.3[19]。我国实行三级组织结构的741所高校中，500所高校学院数量为11-20个，154所高校学院数量为31-40个，3所高校学院数量甚至达到40个以上，仅68所高校学院数量未超过10个。[20]以学科为中心的院系建设固化了学科身份，强化了院系之间的封闭性，不利于跨学科科研、教学的开展。
我国高校组织结构中，学院是提供学位教育的主体。在学科—学院—学位教育的符应关系下，一方面，生源、师资、经费等资源严格依据国家划定的学科边界分门别类地流入学院，学院对自身资源形成保护性壁垒，不断强化学科边界，较大程度上引发了学院的封闭性，增加了院系整合、交叉学科发展以及跨学科教育的难度。另一方面，从本科到博士生教育，学院成为人才培养的唯一组织阵地，教师依据特定学科划入不同学院，“户口”式的编制模式使得教师很难跨越学科和学术组织的边界，加大了跨院系整合课程与研究资源的难度。[21]学生同样归属特定学院，较难参与到其他学科的课程或项目学习中，基于单一学科中心的院系结构成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组织障碍。
为适应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发展趋势，大型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交叉学科研究院等应运而生。此类虚体型跨学科学术组织由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单位的研究人员组成，通常没有独立的资源和岗位管理、薪资管理体系。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实验设备等资源仍然依托原有院系，重大项目分解后由各学科团队单独完成，缺乏实质的合作与融合过程；另一方面，跨学科学术组织嵌入传统的大学治理体系，教师、学生的行政归属仍局限于特定院系，人事及日常管理并未触及原有的组织壁垒，难以形成有效的跨学科、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模式。[22]
（四）现行学科建设与管理机制与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不相适应
学科交叉与融合并非自然实现的过程，需要政策与制度的引导与调节。以分类为主导理念的学科建设、管理及评估机制，在长期的学科发展实践中固化为支配性的政策机制，逐渐成为管理机构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和制度规范。作为国家和高校管理、调控、评价学科教育活动、组织机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基础，现行学科建设、管理及评估机制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科的广泛交叉与深度融合，不利于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培养。
我国实行国家学科制度，即政府垄断学科设置的最高权力[23]，管理部门将学科进行统一归类，依据刚性的学科分类颁布具有学科管理功能的学科目录[24]，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在学科目录下通过学科审批方能进行。一方面，刚性的学科建设机制影响新兴交叉学科的生成与发展，不利于营造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长期隔阂局限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容易形成僵化、故步自封的学科意识，不利于具有交叉学科能力与思维的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培养。
高校内部科研评价、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制度同样强调学科界限。我国常规的立项科研项目多按照既有学科门类进行划分，跨学科研究缺乏开展的机会。科研评价制度强调个体主义，重视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合作者的贡献很少甚至不被认可，较大程度上影响教师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意愿和热情。[25]而且，科研评价通常依托同行评议规范，单一学科的同行专家受限于知识结构和科研体系，无法跨越学科界限对跨学科研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判，使得教师止步于各自学科的边界点。绩效考核、职称评定通常要求公开发表的成果必须在学科大类下研究所得，无形中阻止了教师们参与跨学科研究的热情。[26]
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学位中心）按照学科目录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的整体水平评估。学科评估以强化分类评价为基本原则，按照110多个一级学科进行评估与建设，过细的学科分类评估强调学科界限，不利于交叉学科的产生与发展。[27]学科评估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着监测、引导与激励的作用，目的在于通过评估监测学科建设的质量与水平，促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28]不过，强调学科界限的评估制度较大程度上导致高校按照一级学科开展学科建设，忽视学校的特色学科以及交叉学科的发展[29][30]，成为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制度障碍。
三、新思路：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改革策略
（一）重塑理念：树立智能时代的新文科观和人才质量观
基于学科分类理念构建的人才培养体系脱节于国家、社会需求，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与万物智能互联的社会正在成为可能，人才的权威和职位让位于数据和人工智能，社会对传统文科人才的需求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匹配科技强国战略、对接新兴领域实践需要的复合型文科人才供给不足。新文科建设注重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融合，在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尝试与理、工、农、医跨界合作，旨在重构我国高等院校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文科人才培养质量。
新文科教育强调以广博的学术视野、开阔的学科思维和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基础，为学生提供契合智能社会的知识、能力和素养训练。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首先强调“人文学科+”的融合优势，推动人才培养在目标定位、课程体系、教学团队、评价机制等方面的全方位升级，在跨界、融合中实现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培养。其次，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不断优化文科专业结构，重建文科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推动文科人才培养与教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最后，打通文科与国家、社会需求的壁垒，传统文科人才回应国家战略的意识薄弱、脱离社会刚需、市场竞争力不足，新文科教育应以国家需求、社会问题为主线，培养学生服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治理实践等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复合型能力。
（二）重构模式：试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打破学科、院系壁垒，培养学科基础宽厚、专业知识和能力交融程度高、专业思维辐射面宽的复合型人才是新文科建设的主要关注。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高校专业建设通常在设置口径、设置方向、设置时间与空间方面进行形态变化设计。[31]专业口径即划分专业时所规定的主干学科或主要学科基础，设置方向指专业口径之内是否分化专攻方向以及分化多少。新文科建设政策背景下，可适当拓宽专业口径，将相似专业打通整合成宽口径专业，每个专业设置两个以上主干学科，并突破人文社会科学的限制，实现文理、文工等更大跨度的专业交叉。设置时间指学生入校即定专业还是先模糊专业身份到一定阶段再分流，设置空间即学生确定专业后是否还有更改的可能。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可适当推迟学生的专业定向时间，同时提升专业的选择弹性，允许学生跨专业、跨系、跨院学习，打通本科、研究生相关专业，适应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培养需要。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除鼓励学生跨学科选修课程外，更应注重学生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打破原有二级学科的束缚，构建多学科交叉的复合课程群，对课程体系进行大规模重组。探索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教学路径，建立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教师团队，创设多样化、跨学科的师资队伍培训机制，促进教学与科研项目紧密结合，以研促教、以教促学，各学科教师分解项目并从中拆分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及其所需掌握的程度，梳理、分析原本散布在多个学科中的知识点，逐步形成知识点模块及其先后学习顺序[32]，同时考虑将新技术融入课程，提升课程教学的智能化、信息化。改革基于学科开展的教学评价，从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范围、评价方法等方面出发，构建跨学科、多元化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三）重筑平台：完善基于学部制的跨学科合作平台
构建跨学科学术组织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文科人才的重要措施，但跨学科课题组、协同创新中心、交叉学科研究院等虚体组织尚未突破传统院系框架的束缚，难以成为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平台支撑。学部制改革整合相似学科性质的院系，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为依据重新整合高校院系组织，旨在形成具有“雁阵效应”和“拳头效应”的学科生态，为发挥优势学科、交叉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平台。[33]相较于虚体型跨学科学术组织，学部能够获得更为稳定的资源，为跨学科科研合作、学生培养等提供组织保障与支持。
学部以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为核心搭建院系间合作平台，按学科群组织教学，以课题组为中心组织科研，统筹重大科研项目，面向学科发展前沿、国家发展重大问题以及区域发展需求，组建跨学科科研团队，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和院系壁垒。学部内部资源配置逐步实现整合、共享和优化，形成集群优势。[34]人力资源方面，学部内教职员工打通使用，从对教师的“身份”管理转为“岗位”管理，跳出原有学院隶属关系，为跨学院指导学生、开展教学、组建科研团队打下坚实基础；物力资源方面，图书文献资料、科研信息资源、基地及研究中心等得以整合、调配，达至最大程度的共享；信息资源方面，整合下设院系官网、官微等宣传平台，及时展示各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以及交叉课程信息，实现知识与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学部模糊学科界限，确立共同的组织目标，有助于增强教师和学生的组织使命感和认同感，同时培养跨学科合作意识，营造学科融合的文化氛围，缓解跨学科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带来的不同学科文化之间的冲突。
（四）创新制度：深化制约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管理机制改革
模糊学科界限、柔化刚性制度，深化制约学科建设、科研评价、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关于学科建设，充分利用自设学科，加强主动布局意识，同时在刚性的管理机制中融入柔性原则。一方面，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部和院系，赋予学科发展的自主权，先试先行设立交叉学科或推动、引领学科交叉；另一方面，交叉学科从萌芽、生成走向相对成熟，往往经历较长发展历程，需要相应的扶持和保护性政策，同时在总结交叉学科发展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管理制度。
科研评价淡化本学科且第一作者科研产出的硬性指标，探索根据不同研究者贡献大小而配比得分的评价模式，激发教师参与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等通常必须确定学科归属，甚至按岗位、身份确定所在学科，弱化学科归属、模糊学科界限有助于促进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以及交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另外，跨学科研究需要较长时间建立人、财、物、信之间的合作网络，可考虑根据项目周期予以评价而非实行年度考核。
完善跨学科、复合型文科人才培养的招生制度、学分制度和学位制度。招生制度层面实行大类招生，在低年级淡化学科和专业，实行通识教育，完成基础课程后依据兴趣爱好，以双向选择为原则进行专业分流，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学分制度层面适当压缩必修课程学分，提高选修课程的比例，并从制度层面允许跨学科选修课程。学位制度层面依托高校内部设立学科交叉双学位项目，或高校校际间合作设立的双学位项目、跨国双学位项目，试行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双学位培养。[35]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多学科、多领域、多导师联合培养制度，同时培育学习实践共同体，建立多学科交流和沟通渠道，以学术论坛、学术沙龙、学术讲座等跨学科学术活动为载体，营造跨学科学习和研究氛围，推动跨学科、复合型文科人才的培养。
作者简介：朱贺玲，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首都工程教育发展研究基地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郝晓晶，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 《高教探索》2023年第4期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研究
摘要：学科交叉融合是推进学科可持续发展和产生新学科增长点的动力源泉。文章通过对60名参与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专家学者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构建了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模型。模型显示，学术组织机制、教师聘任机制构成的基础支撑机制，学术评价机制、外部激励机制构成的关键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文化建设机制构成的持续发展机制，形成了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的3个维度。通过创新基础支撑机制、关键保障机制、持续发展机制，能全面增强学科交叉融合源动力、政策引领力和发展永动力。
关键词：扎根理论，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重点项目“面向2035的农业新兴、前沿、交叉学科研究”（2021-XZ-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2020年应急管理项目“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72041006）]
一、问题的提出
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催生新兴交叉学科的重要源动力，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学科专业发展小逻辑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大需求的重要体现。当今全球比较成熟的学科约5500门，被认为是交叉学科的约占50%[1]。近年来，交叉合作研究产出一批重大科研成果，据统计，近25年来，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获诺贝尔奖比例已接近一半[2]，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选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交叉学科建设，出台系列战略举措，促进交叉学科发展。2020年3月，中央编办批准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交叉科学部，明确提出突出问题导向和推动科研范式变革，探索支持交叉研究的新机制，立项资助定位根据关注解决重大交叉科学问题、培育新兴交叉领域重大原创突破。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从政策上确定了交叉学科的合法地位，让交叉学科拥有独立的一级学科发展权，增强了交叉学科在学术界、行业企业、社会公众中的认同度，为交叉学科可持续发展搭建了平台、提供了强大动力。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202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进一步明确交叉学科的内涵、设置机制、学位授予基本要求和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列入目录的管理机制[3]。2022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专款提出，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建立交叉学科发展引导机制，搭建交叉学科的国家级平台，加强资源供给和政策支持，建设交叉学科发展第一方阵，创新交叉融合机制，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围绕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等领域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完善管理与评价机制，防止简单拼凑，形成规范有序、更具活力的学科发展环境。二十大报告又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
在上述政策引导下，学位授予单位也积极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和人才培养，探索建设新兴交叉学科。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公布截至2021年6月底，185个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616个。据教育部公布的有关数据统计，截至目前，32所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中22所高校近4年来共增列41个交叉学科博士点，2021年较为集中地增列24个交叉学科学位点，占比高达58.5%。虽然这些交叉学科博士点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高层次人才供给能力不足、服务国家战略不够精准的问题，但在现实推进中却难以达到预期成效。主要表现在不同学科难以建立深度交叉合作机制，学科交叉研究获得资助难、研究成果评价认定难，学科交叉文化氛围难以形成，交叉学科获得学界、行业和社会公众认可难等问题。因此，如何科学构建符合交叉学科发展规律的动力机制，有效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自然科学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交叉融合，全面激活教师开展学科交叉融合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高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研究的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方法。美国学者巴尼·格拉泽（Barney G. Glaser）与安塞姆·斯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出版的《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一书首次提出将扎根理论引入社会学研究[4]。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方法之一，一般从实践考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提炼出经验，再上升为理论的特殊方法论。该研究方法运用系统观念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通过逻辑推演分析比较，从原始资料中归纳提取出反映事物内在本质现象的经验概况和核心概念，进而通过考察比较这些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理论建构[5]。从目前研究文献来分析，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的动力机制研究还比较少，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数据收集、数据编码，探讨推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的动力机制适用且可行。
（二）研究对象
在高校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专家学者是主体和推动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研究目标，本研究将拥有高校比较多的北京、西安、武汉、南京、杭州等5个城市的相关高校60名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一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全为正高级职称。从人才层次角度看，院士13人、占比21.67%，其他高层次人才35人、占比58.33%；从行政兼职的角度看，学院院长/副院长12人、占比20%，其他管理干部3人、占比5%，副校级以上领导干部6人、占比10%；从学科的角度看，主要分布在理科、工科、农科和人文社科，其中理科14人、占比23.33%，工科11人、占比18.33%，农科29人、占比48.33%，人文社科6人、占比10%。具体见表1。
（三）资料收集
本研究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来获取相关资料和数据，重点访谈学科交叉融合面临的主要障碍，如何创新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等内容，每名访谈者交流时间在40分钟左右，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对访谈内容全程录音，访谈后立即进行文本转录。
为确保访谈获取资料的信度和效度，在开展访谈前，课题组通过多次研讨制定结构化访谈提纲，开展试访谈，并认真总结反思，根据试访谈情况，再次审视修订访谈提纲，调整部分访谈内容和对象，训练访谈者更好掌握访谈技巧，以便与访谈对象高效沟通，尽可能获取更多有效信息；在访谈过程中，适时进行引导和追询，对重要信息进行追问和挖掘；在录音转化文本过程中，对不够清晰明确的观点和信息进行电话确认，文本转化完成后对部分文本信息内容返回访谈对象进行准确性确认，确保信息反映访谈对象观点。
本研究对访谈者进行了编码，60名受访对象选取过程中充分考虑人才层次分布、学科分布和行政兼职分布，保证普遍性和代表性统一，每种类型还预留一定访谈对象，对访谈内容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在研究分析资料过程中对资料进行整理、整合、质证，以保证资料能准确展现当下学科交叉融合真实情况；查阅了关于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建设的相关文献资料，作为访谈资料和数据的补充，不同资料来源也有助于交叉检视资料分析效度。
三、研究过程
编码是搜集数据和形成解释这些数据生成理论之间的关键环节，通过编码定义数据发生的情况，对行动和事件进行情景分析。本研究遵循扎根理论研究范式，对访谈数据材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等三级编码。编码工作反复、交替螺旋式进行资料分析，并贯穿研究始终，在进行概念提取和范畴归纳时，充分听取访谈对象和相关专家的意见，对存在争议的范畴概念进行修订，避免研究者编码的主观性对编码效果的影响。
（一）开放式编码：提取概念和范畴
开放式编码是一级编码，是要求实践研究者对收集到的原始材料进行研读、检查、分解，提炼出初始概念和范畴的研究过程[6]。研究团队分两组分别梳理访谈材料，反复研读，逐字逐句检查，将比较简略、表达比较含混模糊的访谈内容和信息予以清洗，整理归类保留有效访谈内容。在编码过程中相关概念命名尽量使用被访谈对象原始提法，客观挖掘相关概念。经过多次分析比较、研究讨论，合并、清洗出现频次低的初始概念，最终收敛抽象出初始概念，合并同类后形成了19个初始范畴，如表2所示，这些范畴表征了影响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的初步因素。
（二）主轴编码：提炼主范畴
主轴编码目的是对开放编码得到的数据资料进行再次的分析和聚类整合[7]。通过主轴编码，进一步把初始编码阶段形成的19个初始范畴的属性和维度具体化，依据数据资料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聚焦归纳出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组织机制、教师聘任机制、学术评价机制、外部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文化建设机制等6个主范畴，如表3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发现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目的是进一步系统梳理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挖掘出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的逻辑关系，形成理论架构[8]。通过对6个主范畴的主轴分析，结合19个初始范畴等原始数据的互动比较和深入分析反思，提炼出“学科交叉融合的推进机制”为本研究的核心范畴。围绕核心范畴可将6个主范畴归因为3个维度：一是学科交叉融合学术组织机制、教师聘任机制构成的基础支撑机制；二是学科交叉融合学术评价机制、外部激励机制构成的关键保障机制；三是学科交叉融合资源配置机制、文化建设机制构成的持续发展机制。3个维度6个主要素共同构建了学科交叉融合的推进机制模型，各维度和要素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彼此之间协同作用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推动力。
四、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的现状阐释
应用扎根理论研究发现，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学术组织机制、教师聘任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学术评价机制、外部激励机制、文化建设机制等6个主要素共同作用，构成了推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核心要素，制约着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
（一）学科交叉学术组织机制
研究发现，目前高校交叉学科学术组织主要分为自由组合型、交叉项目引导型和交叉平台汇聚型等三种递进的模式[9]。自由组合型主要是依据学者研究志趣自发组合形成的松散研究团体，这种模式缺乏有组织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以自由探索为主，缺乏目标导向，不利于前瞻性推动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交叉项目引导型主要是围绕某项重大交叉科研项目，跨学科整合研究人员形成的相应研究团队或者组建的虚体研究中心，其组合架构和科研人员相对比较稳定，项目在研期间，交叉研究团队牵头人负责研究任务分工，把控项目进度和相关要求。交叉平台汇聚型是独立于院系的交叉科研机构，以各种实体和虚体研究院为主，拥有稳定组织结构、固定科研空间、严格的管理和考核制度，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学校学科布局开展有组织科研，根据科研需要采用固定和流动结合方式聘用研究人员，这种模式是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最优组织模式。访谈发现，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高校的学科交叉学术组织模式还处于按照个人兴趣或解决某一问题的自由组合型和以交叉项目申请为主的交叉项目引导型阶段，问题解决或者项目完结就自行解散，还未做到自下而上的自由组合和自下而上的有组织交叉的有机结合，很难通过长期积累构建系统的交叉学科知识体系和新的研究范式，自然很难生长出新的学科增长点，形成交叉学科。
（二）学科交叉教师聘任机制
调研和访谈发现，91%的受访者认为，高校教师聘任均落实到单一学院学科，考核聘任条件按照单一学科制定，职称晋升、岗位等级、薪酬待遇等标准都按照单一学科确定，具有一定封闭性和学院壁垒。82%的受访者认为，教师参与跨学院学科交叉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工作量，很难得到原学院学科在考核评价、职称评审中认定。受访者均提及，国家组织的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双一流”动态监测等学科建设考核评价中，均要求教师特别是代表性教师必须有严格学科归属，一般不能跨两个或者多个学科，进一步强化了以学科为单位的教师队伍归属管理模式。教师编制固定隶属于学科的模式严重制约了教师参与学科交叉研究和交叉学科机构在校内“双聘”教师，部分参与学科交叉研究的教师在原学科受到冷落，在交叉学科的归属感也不强，严重挫伤教师参加学科交叉源动力，部分参与交叉学科建设的教师也存在“身在曹营心在汉”现象。
（三）学科交叉学术评价机制
当前学科交叉研究评价机制依然用单一学科评价体制机械复制到新兴交叉学科研究评价上，未建立符合学科交叉融合规律特征的学术评价体系。75%的受访者提及，由于学科交叉研究超出单一学科研究范畴，没有明确一级学科归属，交叉学科学术研究在基金课题申报、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论文评价以及教师学术考核评价等方面面临障碍。100%的受访者提及，各级各类学科评估、项目评审、人才评价、研究机构评估偏向以项目、论文、成果、获奖等的绝对量累加为评价标准，且仅按获奖第一单位、文章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等统计，亦或按照署名排次序赋值学术贡献权重，其他合作者无法依据实际贡献获得应有的学术认可，直接扼杀教师参与学科交叉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有学术评价以同行评议为主，由于交叉科学研究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特征，导致按一级学科归属的同行专家对交叉研究来说权威性不够，难以精准评价交叉研究成果。92%的受访者提到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毕业生论文盲评外审专家往往限定在原一级学科领域氛围内，按照原一级学科专家学科背景认知和评价标准进行评审，导致学科交叉培养的毕业生论文盲审很难通过，影响毕业生正常毕业。
（四）学科交叉外部激励机制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交叉学科的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国家对交叉学科发展也进行顶层设计，相关部门也出台系列落实举措。通过调研发现，所有受访者都认为推进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来说依然有待优化，顶层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不够，学科深度交叉政策引导不够，交叉学科身份认同感不强，教师归属感较弱，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引导不够，交叉研究支持力度不够大。在全面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大背景下，国家学科建设相关引导性政策和评价还没有打破一级学科藩篱，成果归属还过分强调学科属性，极端强调单位和作者的“第一性”和“唯一性”。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教育、科技、人才主管部门在“双一流”学科建设、博士研究生指标配置、重大平台建设认定、项目申报、各类人才成才支持项目等相关学科建设稀缺资源依然依托一级学科建制作为适配标准，严重阻碍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传统学科专业目录理念深入人心，国家层面对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宣传亟待加强，社会对新兴交叉学科专业毕业生具有的知识和技能认识模糊，“唯学科专业”用人导向，导致新兴交叉学科毕业生社会认同度不高，在公务员招考、企事业单位招聘中存在政策限制。
（五）学科交叉资源配置机制
在“放管服”大背景下，学院在办学治校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彰显，高校主要按照职能部门—院—系（部）自上而下模式进行资源分配，学科建设经费划拨，研究生指标配置，教师岗位的核定、绩效考核、薪酬等均以学院为主体，学院获得更大各类资源统筹使用自主权，办学主体地位全面彰显。目前国内高校学院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或两个相近的一级学科为建制，具有很强的学科壁垒性，资源按照学院配置完全是按照一级学科配置，学院主动以资源投入引导学科交叉完全不可能实现。学院在资源配置中主要关注教师对本学科贡献度，参与学科交叉研究教师不能以相应科研绩效获得更多经费、实验条件、研究生指标等资源配置。现行国家级科研项目资助体制以传统单学科为主，交叉研究项目资助率较低、资助经费较少，且资助周期与传统学科项目相同，导致学科交叉获取外部经费支持受限；学校自主掌握的科研创新经费有限，自主设置学科交叉研究项目更是捉襟见肘。98%的受访者认为，学科交叉研究属于资源分配的边缘地带和“最后一公里”，获取资源的渠道受限，相关体制机制的梗阻亟待打通。
（六）学科交叉文化建设机制
学科文化是指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达方式、话语体系、价值观念、研究范式、学术规范的总称，是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共同价值追求，每一个学科都有其特殊文化属性。每个成熟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知识逻辑、研究范式，造就学科文化具有价值性、独特性、排他性，且已根植于学者学术价值观和日常学术研究行为方式中。正是因为学科文化认同，才将同领域研究者凝聚起来，形成具有很强归属感和认同度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属性导致学科文化必然成为学科交叉融合的隐形障碍。学科交叉要凝聚不同原生学科背景的学者，整合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按照共同学术目标和组织原则融合起来，但是在融合过程中内在价值观依然是最大分歧，对同一问题学术立场观点方法迥异，而且难以相互理解和认同，致使学科交叉越是走向深化越貌合神离，很难形成新学术共同体，严重阻碍交叉学科形成和演进。调研发现，越是成熟学科，其文化根基越深厚、氛围越浓醇，教师学科情结越深，学科封闭性、排他性越强；因此越是多个领域和跨门类学科汇聚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学科内部文化冲突就可能越激烈。60%的受访者提出，以一级学科为单位的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和学术机构进一步强化了学科文化，禁锢了学科交叉。
五、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创新举措
学科交叉融合是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共同的知识和技术生产活动、共同体的建设和稳固，受体制机制影响较大，需要创新推进机制改革，全面激发高校和教师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的潜能。研究发现，基础支撑机制、关键保障机制、持续发展机制是构成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机制的核心维度，通过创新上述3个机制，可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源动力、引领力和永动力。
（一）创新基础支撑机制，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源动力
1.革新基于目标导向的学科交叉融合学术组织机制。首先，高校要成立跨学科交叉研究与交叉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和管理学科交叉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工作。根据学科交叉学术组织的三个演进阶段，高校要瞄准前沿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性需求现实问题，结合学校现有教师自由交叉发展现状，强化宏观设计，整合全校优势学科资源、人才资源、平台资源，成立若干直属学校管理高度集成的实体研究机构，建立学科交叉特区，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确保学科交叉研究机构与学院享有同等人事、财务、招生、教学、科研等方面自主权，提高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发展“合法性”地位。其次，要以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为核心，以共同学术价值观和兴趣爱好为纽带组建紧密型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赋予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人、财、物等处置权，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的有组织科研。第三，高校要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教学科研跨学科合作网络平台和线下自由交流学术论坛和非正式学术组织，鼓励教师自由组建多学科交叉的松散型团队和自组织，为教师个体之间自由跨学科交流合作建立沟通桥梁，推动跨学科交流、碰撞与合作。
2.构建灵活多样的交叉学科教师聘任机制。灵活多样、能进能出的教师聘任机制是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学科交叉研究机构和交叉学科教师聘任主要包括流动研究人员、“双聘”教师、固定编制教师等不同方式。交叉学科形成初期，重点开展跨学科研究，根据解决问题需要可全校聘任流动研究人员，承担相应科研任务，人事关系、科研和教学考核、职称晋升、薪酬待遇等仍在原学科，根据科研任务完成情况研究人员动态流动。随着交叉学科发展逐步成熟，建立相应实体交叉研究机构后，研究机构根据研究方向和未来发展需求面向校内外采用“双聘”模式聘任教师，“双聘”教师人事关系、职称晋升隶属第一聘任单位，根据合同约定在交叉研究机构承担相应的教学科研任务，获得相应的薪酬，取得的研究成果根据协议约定所有权，科研和教学考核隶属原学科和交叉机构根据协议规定共同开展，按照聘任合同完成两个聘任单位的相关任务，交叉学科和交叉研究机构根据考核和任务完成情况续聘或解聘。当交叉学科独立设为一级学科，学科逐渐聘任固定编制教师，由交叉学科按照自身学科发展规律，制定考核管理办法和聘任标准。在推进交叉学科建设不同阶段，3种聘任模式亦可并行。
（二）创新关键保障机制，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政策引领力
1.健全贡献导向的学科交叉学术评价机制。构建基于充分沟通、理解和信任的多元评价机制，建立同行与社会、定性与定量、过程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学科交叉学术评价体系。在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由校内外专家共同组成的交叉学科学术委员会，专门负责学科交叉研究学术评价、教师考核与评聘、学生学业评价。建立团队考核评价机制，交叉学科研究成果淡化署名排序，赋予团队首席科学家更大学术成果分配权和评价考核权。优化同行评议专家组成，校外同行评议专家应考虑候选人学科背景，更多选择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同行专家；校内学科交叉研究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评审专家组中，每个支撑学科都应有一定数额的专家成员。打破单一学科成果归属认定模式，探索跨学科合作成果多学科互认机制，建立学科交叉研究学术成果多学科按一定比例适当“重复计算”机制，承认教师对所属学科和参与交叉学科的双重贡献，充分保障教师和各支撑学科利益。
2.完善出台学科交叉支持激励政策。国家要支持鼓励基础条件较好的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积极探索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先行先试示范引领带动全国高校试点建设一批国家战略急需交叉学科。建议国家在完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博士硕士学位申报基本要求、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相关指导性文件时，要给交叉学科留足发展政策空间，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学位授予单位开展新兴交叉学科人才培养。9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要将交叉学科专业毕业生纳入各类人才招聘体系，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各级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考、国有企业招聘淡化学科专业硬性要求或将相关新兴交叉学科专业纳入招聘专业目录，提升新兴交叉学科毕业生自我认同感与社会认同度。国家在开展“双一流”动态监测、科研机构评估、人才科研项目申报等过程中，要改革不利于学科交叉和多学科合作研究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科学合理考量不同学科贡献，营造鼓励合作、共享成果的创新氛围。将学科交叉融合推进情况，特别是一流建设学科与支撑学科交叉融合情况，纳入“双一流”建设中期考核和周期评估，并将培育出新兴交叉学科作为重要考评指标。
（三）创新持续发展机制，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发展永动力
1.优化宏观调控与效率优先结合的学科交叉资源配置机制。从国家层面看，国家自然基金委应加大交叉科学部项目资助数量和金额；在现有科技管理体制下，减少国家层面主导科研项目资助类别与数量，下放高校自主组织科学研究自主权，营造更加宽松环境，并给予更多的基本科研业务费等自主创新基金支持，为高校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和交叉学科建设提供更多自主支配经费。87%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要在科研经费、学科建设经费、平台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改革项目等宏观调控指标向交叉学科倾斜，新增研究生计划优先支持交叉学科发展，并“带帽”下达至高校。从高校层面看，要多元聚合资源加大对交叉学科建设投入，积极与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共建、共治、共享交叉学科研究机构。要建立绩效优先资源配置机制，统筹学校经费，设立交叉研究专项基金，按照有目标的问题导向资助服务“四个面向”交叉研究项目和交叉学科。要建立项目制的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模式，并单列硕博指标。加强统筹协调，打破科研资源固化依附现有学科的分割局面，建立全校通用的仪器设备平台体系和相关领域科学基础数据库，实现科研资源全面开放共享。
2.完善开放包容的学科交叉文化建设机制。学科文化差异天然存在，文化冲突也在所难免。要构建和而不同、兼容并包、自由健康的学术生态，不断提升学术治理能力，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科开放、交流、交叉、融合的学术文化氛围。要通过各种途径创设学科平等交流对话机制，构建相互尊重的学科交流环境，促进不同学科文化背景学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包容，最终达到交叉融合目标。85%的受访者认为，要建设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系列论坛、合作沙龙、项目专题研讨会、跨学科课题组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不同学科学者充分交流沟通。通过师生面对面、午餐会、体育文化活动、群团组织活动等其他非学术组织活动，增进教师情感交流、增进理解，进而打破学科文化藩篱。比如华中农业大学依托青年联合会，设立“清涟”跨学科论坛，组织跨学科自由思想交流，碰撞智慧火花，营造浓郁学术氛围，有效增进不同学科青年教师彼此之间思想交流、情感认同和科研合作，进而促进了学科文化融合。推动开展学科交叉研究教师参与跨学科交叉学习，让其掌握不同学科的话语体系、知识范畴、研究方法、成果价值等，增进不同学科文化理解和共鸣。浙江大学运用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优势突出的有利条件，在全国率先开展“青年教师交叉学习培养计划”，通过专业性交叉学习和综合性交叉学习，拓展教师的学科思维和文化认同，推动了不同学科文化之间的融合和渗透，有效促进了学科深度交叉融合。
作者简介：刘辉，华中农业大学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高校战略管理；徐小霞，华中农业大学发展规划部学科建设办公室，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科建设管理；王平祥，华中农业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来源： 《中国高校科技》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