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大学教育思想详述
摘要：新儒学大师徐复观不仅在大学教育上成就斐然，而且有丰富的大学教育理论。他认为大学教育是“铸人”过程的完成阶段，其意义是铸造近于理想的人以提高社会的水准，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大学阶段的教育任务有两端：一是培养学生道德品格，以儒家的忠恕礼乐精神来培植大学生的品格，进而形成忠恕礼乐的中国社会；二是锤炼学生思考能力，发现其研究兴趣。为了保障学生能发现自己的兴趣，徐复观坚持认为大学生应全面学习，而不可武断地排斥某些课程，阻断自己的学术生命。徐氏认识到“教师才是人的实验室的成功或失败的决定者”，所以他认为大学教师既要在学术上进动不息，也要在道德上养成修美的人格。徐氏认为中文系关乎整个民族的教养与进步，有必要加入义理之学的课程来唤醒学生的灵魂。大学生还需要彻底弄通一种外语，不仅有阅读外国著作的能力，而且能不断与时代有关的思想保持接触。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的学子要负担起自己命运的责任，并须将学习贯通到以后的人生中，贡献于人类的发展。徐复观的教育思想打通了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疆畛，形成了以儒家道德为基调，以个人社会双成为特点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徐复观，新儒学，大学教师，德育，台湾东海大学
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香港新亚书院执教的新儒学大师徐复观（1903—1982），不仅著述丰厚，而且本身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1]90，他的生徒众秀，遍布海内外。徐复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37-45。分析徐复观的大学教育思想，庶几可以使其教育思想与教育成就并观，不仅知其杏坛教诲的卓行，且亦知其滋兰树蕙的苦思，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当有借鉴的意义。
一、大学教育的意义与地位
大学教育，“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3]，事关整个民族的昌隆与否，徐复观常常是将大学教育的地位与其意义综贯起来陈说，《大学教育的难题》中说：“西汉末年的扬雄，说明教育的意义是‘铸人’，并以孔子曾铸颜渊，作为后人的实例。这就今日的教育情形说，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可以看作是人的深造的历程。大学应当是此一历程的完成阶段，所以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根据传统的，以及时代的若干信念——包括人格、知识、技能的若干信念，铸造成信念的担当者，使成为较之‘自然’以及‘被社会污染了的人’，更为近于理想要求的人。由一批一批的近于理想的人，走进社会中去，以提高社会的水准，促进社会的进步。”[4]188即是说，大学教育的地位是“铸人”过程的完成阶段，其意义则是铸造近于理想的人以提高社会的水准，促进社会的进步。
徐复观认为，大学教育乃是一个人越过“生理的混沌”进入到生命的自觉——“主动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去从事于各种有目的性的活动，由此，而在文化上有某些个人的成就”，大学教育的最高意义是超逸“独善其身”进入到兼善天下——“使自己的性命与人类的命运连带在一起”，由一个一个近于理想的大学生个体，助成人类集体的谐和进步[4]84-85。
二、大学阶段的教育任务
大学教育既然要陶铸成“一批一批的近于理想的人，走进社会中去，以提高社会的水准，促进社会的进步”[4]88，欲实现此一鸿远的目标，具体而微的教育任务便成了徐复观文章中奔赴笔端的重要论题。
（一）培养学生道德品格
《动乱时代中的大学生》总括了大学生应有的品格：“应该无私而负责，尽个人的责任而不求个人的表现；彼此之间，要诚恳而又能容忍，要能为共同的事情，接受个人的委屈；在热心之中仍要有淡泊的精神。以上三点，总括地说，即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4]88徐复观此处以儒家“忠恕之道”来要求大学生的道德品格，而在《怎样当一个大学生》一文中，他更加入“礼乐精神”来作为大学生行为的衡鉴：
大学生的道德理性实践，乃是要求个体与群体之间都能处得恰到好处，使大学里有个性的发挥，有群体的和谐，形成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而合理的社会生活。此种生活，用中国的旧名词说，即是礼乐的人生（礼以别异，所以保障个体；乐以和同，所以谐和群体）；用现在的新名词说，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大学生只有在大学里面能有民主生活方式的实践，能以忠恕之道而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才能期望他本其所学得的知识，出去为一个民主的社会国家而奋斗[4]42。
徐复观欲以儒家的忠恕礼乐精神来培殖大学生的品格，更远的愿望当是欲以近于理想的大学生来带领起“除了自己以外，尚知道有旁人；为自己着想，同时也要为旁人着想”的国人品格，以形成忠恕礼乐的中国社会。
（二）锤炼学生思考能力，发现研究兴趣
大学期间，最亟切的任务是什么？《怎样当一个大学生》给出了答案：
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应当从天下的现实中后退，退到自己的古典性的书本上，退到科学研究的最新结论上；站在这种书本上、结论上，来看现实的问题，而不让现实问题中所夹带的现实利害遮蔽了人类理性的成果；要使现实问题随着理性之光来回转，而不使理性之光随着现实的利害来摆动。只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真精神，则在大学时期，退到书本上愈深，退到实验室里愈深，便算守住了大学生的本分，尽到了大学生的本分，同时也就真正担负了时代在这一方面的责任……过早地投向现实，也像过分的早婚，实际上只意味着人生的不幸[4]38-39。
退守到书本笔墨里，退守到实验设备中，是为了凝神聚气完成“锤炼”与“发现”——锤炼思考能力、发现研究兴趣。
《动乱时代中的大学生》说：“一个大学生能够努力于独立思考习性与能力的养成，再从团结的生活中，作最后目标的尝试，我想这种大学生，才能算是真正的大学生，将会为万世开太平而贡献其力量。”[4]88独立思考以得出创见，然后在团结而不是磔裂的生活关系中，去验证去完成人生的目标，这样的大学生自然不是孤高自鸣的风流士子而已。在此段材料中，我们分明见到了徐复观在强调锤炼思考能力的同时，点到了“团结的生活”，这无疑统一到他一以贯之的“礼乐的人生”——“礼以别异，所以保障个体；乐以和同，所以谐和群体。”[4]42同时，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并不是要自我作祖，一空前作，而是在继承中有提升，在通中有变，徐复观《应当如何读书》言：
我觉得一个文科的大学生……每人应先选定一部古典性质的书，彻底把它读通。不仅要从训诂进入到它的思想，并且要了解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社会背景；了解在这些背景下著者遇到些什么问题，他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了解他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些什么曲折，受到了哪些限制，因而他把握问题的程度及对问题在当时及以后发生了如何的影响；并且要了解后来有哪些新因素，渗入到他的思想中，有哪种新情势对他的思想发生了新的推动或制约的力量，逐步地弄个清楚明白，以尽其委曲，体其甘苦，然后才知道一位有地位的著者，常是经历着一般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艰辛，及到达了一般人所未曾到达的境界。不仅因此可免于信口雌黄的愚妄，并且能以无我的精神状态，遍历著者的经历，同时即受到由著者经历所给与读者的训练，而将自己向前推进一步，向上提高一层[4]53。
这段材料阐说阅读古典的益处，首先当然是对于思考力的提升——“受到由著者经历所给与读者的训练，而将自己向前推进一步，向上提高一层”，而同时，阅读前人伟大的作品对于提升自己的精神亦是其效匪浅——“并且能以无我的精神状态，遍历著者的经历”，体味著者的艰辛，接近著者的境界。如果说在《动乱时代中的大学生》中徐复观将养成思考能力统一到“礼乐的人生”上，那么，在《应当如何读书》中，徐氏又是将锤炼思考能力统一到伟大的精神境界上来，徐复观似乎在刻意强调：特出的思考能力接上卓荦的人格精神才是最好的人才。
锤炼学生思考能力之见解已叙述如前，对于大学生研究兴趣的发掘，徐复观也有独到的体会与识见，表述于他的《应当如何读书》：
“读书应顺着各人的兴趣去发展”的原则，我认为不应当应用到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上面。一个人的兴趣，不仅须要培养，并且须要发现……大学各院系的必修课程，正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真兴趣的资具。假定一走进大学的门，便存心认为哪一门功课是合于我的兴趣，哪一门却是不合的，这便好像乡下人只坐过板凳，就认定自己坐的兴趣只是板凳一样。就我年来的观察所得，觉得真正用功的大学生，到了四年级，才能渐渐发现自己真正兴趣之所在。凡在功课上，过早限定了自己兴趣的学生，不是局量狭小，便是心气粗浮，当然会影响到将来的成就[4]50。
作为中文系负责人，站在绾毂教学过程的重要职位上，掮担着巨大的责任，徐复观数年后仍然坚持大学生应全面学习课程的教学主张，如发表于1962年8月的《今日大学教育问题》说：“而作人治学，总需要有若干基本的知识和训练。课程选择性的自由太大，可能因青年的浮薄心理而造成基本的缺憾。”[4]100这与《应当如何读书》一文正形成强烈的呼应。
徐复观对大学生德、业两方面的殷切祈望，浮荡在楮墨之外，亹亹不尽。他对大学教育事业的痦口焦思念念在兹，从深刻的方面而言，也可以称得上是其明道行道之一端。然而，倥偬易逝的大学韶光之内，大学青年要培养道德、锤炼思考力、通过坚实的课程发现研究兴趣，真是确乎其难为也！所以，徐复观反对任何干扰、中断大学学习过程的行为，甚至反对时间过长的兵役以致“十八个月的军中生活，可能把他们所学的一点头绪都忘掉了，以后要重新恢复起来再继续上进，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困难”[4]31。
三、大学教师应有的品格
上节论及大学阶段的教育任务，乃就教育的对象——学生而言，而这些教育任务的遂成，却不可避免地“仰仗”关键的人物——教师。用徐复观的说法，“大学，是人的实验室”，“人的实验室，是以教师为主体，书本上的知识、传统与时代的信念，实际是随教师为转移。所以教师才是人的实验室的成功或失败的决定者。”[4]189
（一）业精于勤
徐复观认为大学生的当然之务是“退到书本上”“退到实验室里”[4]38，作知识上的涓滴积累，大学教师的重要品格便是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那些将权术高高置于学术之上的念头当然要被徐复观下一顿临济棒喝的：“凡是承认学术权威的是好大学，反对学术权威，甚至以群众力量去掩没学术上的是非的，是坏大学，甚至可以说不配称为大学……一个人进大学教书，所争的是知识而决不是权力。校长有责任安排每一个人在求知识上所必不可少的环境，但知识决非由权力所能得到，而必须靠各人自己埋头作研究工作。知识的价值，即是教授的尊严。因此，把权力放在第一位的教授，决不是值得尊敬的教授。”[4]111批评了权欲榛塞心窍的大学教师，徐复观更忧心忡忡于“大学里教师，不够水平，不负责任的，也实在不少”的现实[4]193，于是他进而批评了与教学脱节的孤芳自赏者，以及“教书三年成白丁”的尸位素餐者：
教师的身份若没有保障，便会影响到学术的自由与独立。但教师的身份有了保障以后，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有研究兴趣的，顺着个人的兴趣，钻自己的牛角尖，与教学和学生脱节，这等于在实验室中装上了一副牛头不对马嘴的仪器。另一是没有研究兴趣的，便抱着铁饭碗胡混，真正变为“教书三年成白丁”的混子。这等于在实验室中装上了一副破损不堪的仪器，依然对实验产生反作用[4]189。
第一种与教学脱节独自钻牛角尖的教师是徐复观诋诃的“不负责任者”，第二种抱着铁饭碗胡混的大学教师是徐复观挞伐的“不够水平者”！如何破解这两道难题呢？徐复观认为，“加强学生对教师的要求乃至考核权，我认为是合理的。”[4]192他介绍了东京大学“教官自己规律专门委员会”的措施，包括：“人事任用的严格化，并导入竞争的原则，这是要把‘铁饭碗’改变为‘流动性的饭碗’；教授在一定年限之内，须接受业绩评判，在评议会上，各评议员对各教授的人格、教学能力及著作水准，作严格的评判，再投票以决定他有无充当教授的资格；教师须提出定期报告，报告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的情形和成绩。”[4]190徐复观此文最后说：“东大的办法是否能行之有效，尚待考验，但在学校的规章内，提出教师自己规律的具体要求和具体办法，这对香港的大学教育而言，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4]190徐氏之言，可以作两方面解读，第一方面，东京大学管理制度对教师的约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然而这只是外在的束缚，只能暂时约束其行为，并不能保证他们可以长久规范其行为，更不能保证可以通过规章制度来塑造他们的道德，“因为当艰屯之运，……契约有时候失灵”[4]22，所以，第二个方面是徐复观文字背后的叹息：教师应该具有“吾日三省吾身”的道德反省自觉，否则此种“东大的办法是否能行之有效”一定会向消极的方向坠去。这便转入了徐复观对大学教师品格要求的第二点。
（二）义立方能位尊
师者，乃是知识与人格双成之人，徐复观《〈吕氏春秋〉中的师道》云：
《吕氏春秋》卷四的《劝学》《尊师》《诬徒》三篇，都是以“师”为中心而立说的。在《劝学》篇中，强调“圣人生于疾（力）学”，而“疾学在于尊师”。对师的条件却有明显的规定，他们说，“故为师之道，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胜理”，是通达天下之理而加以担当的意思，这是知识上的成就。行义，是实行应当做的事情，从《尊师》篇“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的话看，即是努力于多数人的利益的事，这是人格上的证明。由此可以了解，尊师乃是尊敬由师所代表的知识与人格，而决非尊敬师的空洞头衔。[4]185-186
“师”是知识人格双成之人，尊师便是尊敬由师所代表的知识与人格，教师内在修美的人格，尤为徐复观特别措意。在《如何抢救香港中文大学》一文中，徐氏说：“今日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要由有人格尊严的上一代，培养下一代的人格尊严。”[4]225实际上强调了大学教师道德品行的重要性。他理想的大学教师应该是“不计个人利害，不为环境转移，艰苦向前，百折不悔，以自尽其对文化上所应付的一份力量。”[4]21否则，“满脑子的知识，极其量也不过是孤芳自赏。”[4]22这几句话，切到了中国目前大学教育的病灶，武汉大学著名学者郭齐勇曾感慨：“中青年学者对学校里的各种官位、职位趋之若鹜，都希望兼任某部长（处长）、院长、主任等，当然也有真心诚意为大家服务的，但很少，这种趋势也折射出校内官员与教授相比的优先性。功利至上，名誉地位金钱的诱惑，致使有些大学教授们已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不代表社会良心，没有反省与批判精神，只是专家与大众文化的跟屁虫。教授日渐猥琐，对学生的身教言教便可想而知。”[5]郭先生的话固然稍微言重，不过，倘若大学教师中惟职称崇卑禄廪厚薄是计之人闻徐复观、郭齐勇之言，憬然有得，进而伸偻起躄，发瞽披聋，谂然汗出，岂不能扭转回大学渐渐式微的精神！而内有反省而来的责任心，外有制度夹持，才可以维系教育之坛坫于不倒，树人心之明善以千秋吧。
大学教师伟大人格的极致，便是徐复观最为推崇的孔子之人格：“孔子的人格，有如透明的水晶体，对人一无遮蔽，一无掩覆，凡与他接触的，随接触者自己的识量，即可看透能力所能达到的孔子的人格世界，因而进入于孔子人格世界之中。于是孔门师弟之间，是人格与人格，直往直来之地。因此，相互之间，才能有彻底的了解。通过这种了解，弟子对孔子，才有自然的亲和、自然的信赖。孔子对弟子，才自然会因材施教，才自然会教得恰如其分。在教中有原恕，在原恕中有教。”[4]233-234“中国历史中，孔子是第一个以平民身份而展开了大规模教育工作的人……世界创教主的门徒，是来自神、佛的呼唤。而孔子的弟子则是来自一个平民身上所发出的人格、学问之光。”[4]231孔子人格、学问之光，就是经徐复观揭橥的“故为师之道，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
徐氏倾心的师者是王葆心、刘凤章及熊十力。《王季芗先生事略》盛称王葆心：“盖先生一生，以读书著书为性命，此外殆无一足使其措意。故平生不立崖岸，而翛然远引，如清风明月，凡与先生相接者，尘垢鄙吝之气，自消融于光风霁月之中而每不自觉也。”[6]83王葆心先生之伟大既在“读书著书”对学问的担当（理胜），亦在给学生光风霁月般的人格薰养（义立）。《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叙述“当时讲阳明知行合一之学的刘凤章先生，当我们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尽力为学生聘请好的先生，尽力提倡读书的风气。”[7]58刘凤章精研《周易》，“在省立国学馆讲授《周易》时，将数十年研究积累所得，写成《周易集注》一书。”[6]284正是他，让徐复观慨叹：“真正以宋明儒讲学精神办学校的，民国以来仅有他一人。这在教育史上、在儒林传中，都应占非常重要的地位。”[6]280刘凤章亦是《易》学知识成就（理胜）与宋明儒精神（义立）合而为一的真“师”。对于熊十力先生，徐复观有褒扬有批评，综合来看，扢扬多于诤言。在学术上，徐复观肯定熊十力的《读经示要》，“此书发前圣之微言，振后生之颓志，关系吾民族命脉者甚大。因设法再为印行，以待来者知所向焉。方今群言淆乱，得此书出，挥鲁阳之戈，以反慧日，负太行之石，用截横流，岂曰小补之哉”[6]93；复颂熊十力《名相通释》一书：“而先生即以四要具现于此书之中，遂使一词书而贯通为有系统之哲学著作，斯亦奇矣。至文词之典雅渊懿，实已摄六代之精英，成一家之巨制，在先生犹为余事。则是书之重印，悬慧镜以烛幽微，岂曰小补之哉！”[6]95熊先生不特学通儒佛，其人格亦渊渟岳峙，气象动人，徐复观《悼念熊十力先生》云：“熊先生对人的态度，不仅他自己无一毫人情世故；并且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于对方，使对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剥落得干干净净，不能不以自己的人格与熊先生的人格，直接照面，因而得到激昂感奋，开启出生命的新机”，“民族不亡，人类不灭，人之所以为人之基本条件亦不变，则熊先生由生命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长城，或能薪尽火传，与天壤以共其不朽吧！”[6]98-99
徐复观将诸位业师伟岸的道德学术，化为自己教育事业的追求，倾注着他对大学教育事业深切之爱，如同他在《主宰自己的命运——赠东海大学首届毕业诸生》所表白的：“我到东大来教书，完全是生命过程中的一种偶然。在这种生命的偶然中，假定还要勉强找出一点意义，那便是我对功课所倾注的热情，和对你们前途所怀抱的热望。你们现在毕业了，我也渐渐地老了，我的热情，不知道还能否继续保持，但对你们的热情，相信总不会归于破灭的。”[4]55他对学者求贤若渴，学习刘凤章先生“卑躬折节地去请好老师。”[6]282
徐复观是在行为中灌注了《吕氏春秋》“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理念的教师，这是他道德上的成就。他对学生尽其心血含煦慈抚之，唯恐芝兰瑾瑜之才变为黄茅白苇；他对于学术上有成就的学者尊之敬之拔擢之，唯恐大学讲坛缺失一位优秀的师者。
四、专业与课程：中文系与国文外文
徐复观弱冠之年在武昌国学馆读书时，渐渐萌生出自己的两大愿望，“一是当图书馆长，一是当大学教授。”[7]65准确地说，是要当中文系的教授——“当我听说私立东海大学会设立在台中时，我的确曾动过念头，因为他有文学院，有中文系，可以教出一点结果。”[7]70徐氏口中的“结果”，实乃“人才”也，而且是“可以担当时代艰苦的人才”，“对国家社会，真正有诚意、有愿心的人物。”[7]66他对中文系，自来有深深的系念，及其履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更是广延学者，设计课程，亲施教泽。
（一）中文系的意义及其课程设计、教师要求
徐复观怫然于“许多中文系，只有‘告朔之饩羊’的意义，很少有学术上、文化上的意义”。[4]89“饩羊”一词，指徒有形式没有实际作用的事物，意谓众多大学的“中文系”往往沦为这样一种被忽视被鄙夷的徒有其表的院系。为改变此风气，徐复观接任东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许多名师皆由徐师网罗到大度山，阵容十分坚强”[1]188。不仅如此，徐复观还撰文《我看大学的中文系》，加强舆论宣传：
然则中国有由五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价值系统的文化，为什么不可以中学为体，西学（科学、知识）为用呢？近代的欧洲，并非去掉了中世纪的基督教而始产生科学；苏俄、印度及诸回教国家，并不要以欧洲文化之体为体，而一样可以接受科学。然则中国若不应，也不能全盘西化，则只有接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并以之作为发展文化的指针……梁先生所说的中文系是大学中的第一系，也同于英文系是英国大学中居于第一系的意义。没有中文系的大学，是没有中国人的灵魂的大学。这类的大学，只有在文化意识最没落的时候才会出现[4]91。
中文系存在的意义为何？是“他”传承民族精神与文化统绪，使纯粹的科学技术之外，有安放国人精神的园地，否则一旦割裂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岂不比过去法国人统治安南还残酷吗？”[4]95中文系的这种作用，就文化责任而言，“对于自己古典的传承，是一个民族所应尽的文化责任之一。大学里的中文系，是在大学许多学系中，专以尽这部分责任为目的的学系。”[4]95“在人文方面，任何国的学人，只能生根在他本国的文化土壤里面。所以我初来东海大学时，看到资质好的学生，就想劝他转入中文系，即是基于上述的观点。”[4]92徐复观将自己的理想落实到行动中，化为了丰富的教育硕果，曹永洋回忆道：“第一届外文系榜首萧欣义、第三届外文系状元杜维明都由徐师‘劝说’转读中文系。”[1]188萧欣义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杜维明则以哈佛大学教授之职兼任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成为国际上宣传儒学思想的重镇。
中文系的意义若推阐开去，会关乎整个民族的教养与进步：“西方各国大学中对古典的学习，主要在于得到人文的教养。因此，中文系的学生在道理上说，每一个人，都应当能成为最有教养之人。只要能把古典中的道理，验之于社会生活，验之于自己生活，因而得所启发，有所信守，则纵然在学术上没有大的成就，但以人文的教养从事于社会任何工作，尤其是从事于教育工作，其影响所及，实在可以形成一个国家里面的精神支柱。”[4]93
1956—1958年，徐复观继戴君仁之后主持私立东海大学的中文系，在此期间，他与毛子水发生了著名的“考据与义理”的论战，徐复观撰文三篇，分别是《两篇难懂的文章》（1957年1月1日《民主评论》）、《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论考据和义理〉》（1957年4月16日《民主评论》）、《考据与义理之争的插曲》（1957年9月1日、16日《民主评论》），批评毛子水“考据精，则打基础在考据上的义理亦愈精”的说法是“门外汉的随意联想，无丝毫事实的根据”[8]458；在教育思想上，痛斥“义理之学被毛先生摈斥不得列于大学的中文系”的锢蔽之见[8]482；认定“义理之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义理之学中的宋明理学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历史”；呵斥毛子水等人“为什么中国人所办的大学中的中文系、国文研究所不能讲与近六亿人口的生活习惯有关的义理之学？”[8]495“我们看了日本仅仅一个学年的有关中国思想方面的课程，试和自己的课程作比较，宁不愧死。”[8]498狂飙暴雨的抨击之后，徐氏抛出了他薰风细雨作育后昆的中文系课程理想，在其《两篇难懂的文章》中说：“有人根据姚姬传的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列的平实说法，想在大学的中文系中把抑压了三百年之久的义理之学重新提出，使不至偏于考据的一途。并按照治学的程序把文字训诂的课程安排在学年的前面，把有关思想的东西安排在学年的后面，一面让学生能按古人治学的次第（文字训诂，在古人本称为小学）而前进；一面敞开国学各方面的门，让学生能按自己性之所近去专治一门，而不致把青年拘束在教者自身所好的一途。”[8]459
徐复观不仅推崇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有清一代，真正对文学下了一番苦功，真正能了解文学的，只有桐城派及其旁支的这一序列”[9]364，且将姚鼐“义理、考据、词章”并重的观念落实到大学中文系的教育过程中，“把文字训诂的课程安排在学年的前面，把有关思想的东西安排在学年的后面”，以“文字训诂”的考据之学筑牢基础，以“思想的”义理之学启牖心性，而徐复观自己，则亲自捉刀思想史课程来阐述“义理”之学，登台讲授《文心雕龙》、“韩柳文”等课程来点活“词章”之学。
徐复观对中文系义理之学课程的重视与亲身践为，意在作育兼善义理、考据、词章之学的中文系学子，不仅让他们“接触到作为一个民族生命动力的文化精神”[8]520，更要让义理之学“唤醒下一代的灵魂”[8]544，使挺立了脊梁的中文士子们，走出黉序之门，去呼应彼时沧海横流的动乱时代“在文化上的要求”[8]520。
中文系学生的任务是传承古典，中文系教师的职责是教授古典，然而，教授古典绝不是“疏不破注”般食古不化地讲解古典的意思而已，而是“古典的现代化，这才是研究中国文史、讲授中国文史的人，所应作的一个永恒的努力”[4]135。所谓“古典的现代化”，用徐复观自己的解释就是“对古典内容的发现，必受有各时代的要求与风气的影响，而重点各有不同，所以各民族的古典，都有各时代的解释”[10]。令徐复观不满且忧虑的是，“大学的中文系，是存在有很多问题的。简单地说，它的根本问题乃在讲授的人，缺乏有关的知识训练，因而不能以有关的近代知识作背景，致使古典的内容，不能整理为‘知识系统’，而让它一直停顿在‘原料’状态之下……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一切古典，在我们的眼中口中，都变成索然无味，这如何能使受教者不倒味口”[4]135-136。徐复观对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水平的质疑使他不由自己地从事了中国古典诗文及文论的“古典现代化”工作，他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从文学史观点及学诗方法试释杜甫〈戏为六绝句 >》《陆机〈文赋〉疏释》都是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读解，而《环绕李义山〈锦瑟〉诗的诸问题》《韩偓诗与〈香奁集〉论考》《宋诗特征试论》则是他对古典诗歌做出的现代解读，及《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诸书，诚乃他对义理之学价值的重新开掘。这些研究论著论析的缜密、观点的创新、议论的锋利，为大学中文系的国文教师们寻找古典的新义做出了示范。
（二）国文与外文
国文英文是大学课程中的通识课，在中国大陆地区则为大学语文与大学英语。徐复观在《大学教育中的国文英文问题》说：“大学中国文、英文课程的问题，实际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个的文化问题。”[4]119《慎重编选中学国文课本》说国文教学“对一个民族组成分子的人格塑造有其重要性”[4]118。在《由一个国文试题的争论所引起的文化上的问题》一文中再次重申：“中学、大学的国文教学，是关系到整个的青年教育问题”[4]137。对于中文系之外，不以传承古典为专门之业的大学生，国文的学习关乎人格塑造，且“有精神的流注，才能使死的制度、技术有生命，有效力”[8]15。
大学国文课程有别于小学中学的国文课程：“小学的‘国语’以训练发音正确的语言，并培养儿童活泼的性灵为主。初中、高中的‘国文’，则应进而注意训练儿童、青年的想象力及思考的秩序与表达的条理。大一国文，则主要在使青年能得到起码的人文的教养，这是各先进国家大学教育中共同的趋向……能发现重视人文教养而不重视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吗？”[4]120《由一个国文试题的争论所引起的文化上的问题》转述英国Arnold Cennett的观点：“每个人都会看时下流行的小说，但若要教给人以如何可以得到文学的修养，因而得到人生的手段，他认为只能劝人读古典的作品。”[4]137徐复观用了很形象生动的两个比喻来说明中国古典的教育意义，第一个比喻是“美人”：“青年的教养，只容易从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古典中获得，这和看中国小姐，比看菲律宾小姐乃至美国小姐总觉得亲切些，是同样的道理。”[4]134以此比况国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有自然的亲和。第二个比喻是“从山村走向海天辽阔”：“一个人修学的过程，也和一个人出外游历一样，开始从自己的家，从自己的村，起步前进时，并非限制人此后的鹏程万里。”[4]135以此阐明对古典的学习并不框限一个人的高掌远跖。
他的阅读闳域涵盖古代学术典籍的四部之学：经部四书五经、史部《资治通鉴》、子部周秦诸子、集部《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徐复观的研究始终具有“江山辽阔立多时”的弘深眼光，他绝不排斥晚近的研究成果：“读中国的古典或研究中国古典中的某一问题时，我一定要把可以收集得到的后人的有关研究，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先看一个清楚明白，再细细去读原典。因为我觉得后人的研究，对原典常常有一种指引的作用，且由此可以知道此一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和结果。但若把这种工作代替细读原典的工作，那便一生居人胯下，并贻误终身。”[7]54他对外国哲学同样转益多师，认为含茹研炼西方哲学著作使其思维“好比一把刀在极细腻的砥石上磨洗”，于是“在常见的材料中，颇能发现为过去的人所忽略，但并非不重要的问题。”[7]53对传统四部之学所下的刻砺功夫辅之以对晚近研究的关注、外国哲学的淬炼，合力生长繁衍为他后来在经学（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史学（如《两汉思想史》中关于汉代历史以及《史记》《汉书》的研究专文）、子学（如收录在《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中的《先秦名学与名家》《公孙龙子讲疏》）、艺术（如《中国艺术精神》《石涛之一研究》）研究上卓越的成就，助成了徐复观在思想史研究的主业之外，“从各种角度去了解文学、艺术，去承认文学、艺术多方面的价值。”[9]自序3
至于外文学习，他的学生曹永洋回忆：“在东海任教期间，他时常鼓励学生在自家的文字以外，要再学好另一种语文。”[1]189他认为，英文课程是为了培养足不出国即有阅读外国著作的能力：“今日一个大学毕业生，应当养成不必出国而即有阅读并翻译有关外国著作的初步能力。半生不熟的外文课程，其自误误人，这是有目共睹的。”[4]120即便是学习中国古典典籍为主的中文系，徐复观也要求“一定要把英文学好”[7]152“除了要先精读几部中国古典，而不可一知半解地浏览以外，还要彻底弄通一种外国语言，切实读点西方的古典，并不断与时代有关的思想保持接触。”[4]92合而言之，熟稔外文的目的，浅近的一面是为了翻译外国著作，深远的一面则是要“热眼向洋看世界”，关注时代的新思想，避免“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11]的颟顸自大。
徐复观对学生主要倡导学习英文，他自己则是摩挲熟稔于日文。《瞎游杂记之一》：“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日本，知道英文在治学上的重要性，便和学日文的同时，对英文也拼了一段时间的命。但不久，支持我留学的先生，说明若不进陆军士官学校，便没有经济来源。进士官，是用不上英文的。到东海大学教书，学英文的风气很盛，但我为了集中精神、时间，想在中国文化中，追求一点什么，而读日人的译著，也可以保持对西方文化的接触，便不愿把精神、时间分散到英语的学习上面。”[7]104这段话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徐复观对于英文在治学上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在西方典籍的阅读中，培养治学的方法，在西方的文化问题、思想问题中，反映出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贡献。”[4]92并因此下过宵旰忧勤的功夫；二是学习日文，在短时间内固然是为了应付陆军士官学校的课程与日常交流，更长时间内的意义则在于“读日人的译著，也可以保持对西方文化的接触”，使日文作为自己治学时了解西方文化之资具，比如“连日译的《在马克思主义之旗下》的苏联刊物，也一期不漏地买来看”[7]50，再譬如“一直到一九五二年还把日译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种，拿它摘抄一遍”[7]53，均是以日译的著作去了解苏联的马克思思想动向以及拉斯基为代表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思潮。
徐复观1953年任教于台中农学院，开始翻译中村元的《中国人之思维方法》；1955年任教于东海大学，着手翻译萩原朔太郎的《诗的原理》，标志着徐复观在日文著作翻译上的成熟。翻译两部日本著作的目的在于“因此著作之介绍而能引起我们的反省，在反省中，把自己推进一大步，同时也把日本有关这一方面的学者推进一大步，以贡献于中日文化的交流，这才是译者真正的愿望”[1]17。他是要借日本的研究来推进中国的学术水平，并以中国学者的真知灼见去影响日本学者。再后来，他利用日文文学理论、哲学著作来助益自己的学术研究，《由一个国文试题的争论所引起的文化上的问题》中，他交代自己阅读英国Arnold Cennett所著的《文学趣味》一书，用的也是日文翻译版[4]136。在徐氏著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里，对日文学者的研究成果，颇多采获。他结撰自己颇为得意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时，“搜集到宋元人的诗文集，收集到现代中日人士的著作”，其中有圆赖三的《美的探求》、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等原著，甚至还有日本人翻译的哲学著作如日译岩波版康德《批判力批评》[12]。从日常交流到翻译日文军事教材与日本学术著作，再到借鉴日文的学术著作来助成自己写成《中国艺术精神》等经典著作，徐复观极好地践履了自己的“还要彻底弄通一种外国语言，切实读点西方的古典，并不断与时代有关的思想保持接触”的主张[4]92。正如他的学生所肯定的：“他学会了日文，扩大了他阅读的视野和范围，对他日后的治学工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189
徐复观从日文典籍去了解时代的思想潮流，甚至取径日籍以谂知西方的政治风声，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提倡有桴鼓相应的联系。1898年6月1日，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请译日本书片》，向光绪皇帝呼吁“译西书不如译东书”，理由是“日本变法，已尽译泰西精要之书”“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所以“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13]。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把日本作为求索新知撢研西学的窗棂，并掀起了开启民智振发新生的巨浸洪涛，一生钦迟梁启超的徐复观，无异于跟随梁任公的踵武获得了学术的突进。
五、大学之后要做什么
当大学毕业来临之际临歧路而思：大学生应该有怎样的承担，应该有怎样的奋斗进路呢？徐复观《主宰自己的命运——赠东海大学首届毕业诸生》谈到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负担起主宰自己命运的责任感：“现在大学毕业了，人生的责任开始真正落在你们自己身上，出了校门以后，你们真正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你们要觉悟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便是为自己的命运作一大的决断的时候。”[4]55其次便是将学习贯通到以后的人生中，因为“现在大专毕业学生的一般程度，对于他学的东西只能说刚刚有点头绪，一个大专学生的成才或不成才，乃决定于他毕业后是否有继续努力学习的机会”[4]31。一个人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需要奋苦十数年才能有所成就，大学只不过是发现了研究兴趣，大学毕业后的十数年、数十年坚持才可能达到熊十力先生“空山夜雨，悲来辄不可抑；斗室晨风，兴至恒有所悟”这般的学术境界[14]。出于对学术艰难的真切体验，徐复观对大学毕业生的学习提出了不虚高却真实的要求：
假定人生是有价值的话，学问的本身，便是最真实的人生价值。你们只有下决心在学问上有成就，才算是不虚度此生。但大学毕业，只能算摸到学问的一点门径，离着学问的本身，还远得很。所以最紧要的是，出了校门以后，更要加强做学问的决心，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应该一直做学问做到死，许多人觉得一参加实际工作，因无时间，无图书，无师友，便无法做学问，这完全是没有志气者的自欺之谈。每天抽出两三小时，有计划的追求一个被限定的目标，一定可以突破困难；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一定会有个结果。[4]57
大学毕业若为二十二岁，那么到了徐复观所说的“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一定会有个结果”，即是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而立不惑之年。《我看大学的中文系》有类似的表述：“从进大学起，按部就班，不躁不怠地努力十年应当可以奠定学问的基础。即使受到什么障碍，乃至职业上的分心，到三十五六岁时，也应当能站了起来，大约到了四十岁左右，便可以对国家、对人类，开始有贡献。”[4]92徐复观的“不躁”即是朱熹所谓的“宽着期限”，不设置过为高远的目标，不立严密急促的日常程课；“不怠”即是朱熹所谓的“紧着课程”[15]，不放松每一天的功课。如斯含茹寝馈，自有兰芳蕙香之期。
六、结语
徐复观的大学教育思想正是在与同时学者互相呼应又自出机杼的思考践履中，获得了独立价值。他认为教育是民族发展的永恒基业，孔子的教育“让社会平民大众得到由人格、知识而来的自立之道。这表明了中国历史进步的巨大的里程碑，给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以一种永恒性的保证”[4]184。大学教育同样是国家民族发展、文化新生的大计。“就求学时的当下精神来说，一定是为学问而学问，为知识而知识。但就求学的根本动机，及求学的整个归结来说，这一定是为了对时代负责，对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来负责。时代的要求，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要求，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生活的最高规律。”[4]37“作为担当人类命运的大学生，应该是把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统一于自己的人格之中，而将其实现于求知工作及群己谐和的日常生活之上，使一座大学成为以道德为基底的现代智慧之塔。人类的新生，文化的新生，便从这里开始了。”[4]43由“把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统一于自己的人格之中”的理想的个人，推动国家民族的恒进恒昌，徐复观的教育思想打通了法国卢梭代表的个人本位论与德国凯兴斯泰纳代表的社会本位论的疆畛，形成了以儒家道德为基调，以个人社会双成为特点的教育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南天一炬，虽然惜归道山已近四十载，徐复观的教育思想仍然历年祀而散发着幽远的芳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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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熊十力.读经示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6.
[15][宋]张洪.朱子读书法[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41.
作者简介：许松，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儒学文献。程兴丽，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儒学思想史。
作者: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许松；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 程兴丽 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年第6期
编辑:张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