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荐·阅读经典 2021年 第25期

发布时间:2021-10-10

《专业建设》             

1.“以赛促学”在应用型大学财经类专业应用调查分析

2.社会网络理论视阈下的高校弱势学科建设

 

“以赛促学”在应用型大学财经类专业应用调查分析

摘要:本文首先对“以赛促学”的内涵、特征及意义进行阐述;其次对课题组“以赛促学”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得出调研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以赛促学,应用型大学,学科竞赛,实践教学

1 “以赛促学”的内涵及其特征

“以赛促学”是指主要通过鼓励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积极参加专业学科竞赛,通过参赛推动学生自身学习专业技能,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即在“以赛促学”模式下,通过专业竞赛,提高学生在近乎现实环境中利用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巩固学生的专业知识、专业理论及专业技能;而且,由于是比赛在现实环境下进行的,更多考察的是综合能力,其专业素质及专业视野也会得到较大的提升。

“以赛促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主要特征包括:一是接轨性。目前,多数的专业竞赛主要是企业与教育主管部门共同举办,比赛所需要的技能及规则皆为最新的现实经济状态,因此,通过专业竞赛可以实现理论与实际操作的接轨。二是竞争性。学科竞赛是一种综合性的训练,特别锻炼学生在现实环境中应用专业知识、专业理论及专业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团队协作和良性竞争,培养团队协作精神。三是方向性。学科竞赛由于其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利于大学教育教学改革方向的确定。对于应用型大学而言,让老师及学生了解现实经济运行及技术变更,更有利于学校往产学研结合的方向发展。

2 推行“以赛促学”的意义

推行“以赛促学”可以实现理论教学与应用教学的有效结合,此种教学模式的实施,对于学生、相关学校、教师及企业皆有积极意义。首先,推行“以赛促学”,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及专业视野,有助于学生了解企业运行及技术前沿。其次,推行“以赛促学”,对于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具有现实意义,是应用型大学转型的重要工具,突出学校整体教学模式的应用性,提高其服务经济的发展方向。再次,高校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参加专业竞赛,可以直接参与到企业现实运行及技术变革之中,持续提高对技术前沿及企业运行的认识,培养其“双师”型人才的观念。最后,通过举办专业技能竞赛也有利于企业了解学校及学生的教学与学习的现状,更好地帮助企业吸引人才。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推行“以赛促学”,是对学生、学校、教师以及企业四方皆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3 “以赛促学”的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是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和访谈方式进行的,主要是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为主要的调研对象,但因为是网上调研,也有部分河北省的部分应用型大学生也参加了调研。调查时间是2020年3月份至12月,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的经管类专业包括财务会计教育、财务管理、国际贸易、保险学、农村区域发展、电子商务等专业,目前,参加各项学科竞技比赛涵盖的各项比赛较多,主要涉及会计类、证券投资类、财政类、电子商务类及经济学类等相关的比赛,对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起到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此,课题组对相关专业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统计的年级来看,一共有510人参加了调查,大一本科生有157人占统计总人数的30.78%,大二本科生有197人占统计总人数的38.63%,大三本科生有143人参与调查问卷占统计总人数的28.04%,大四本科生有13人占统计总人数的2.55%。

3.1 开展学科竞赛的必要性

3.1.1 对现今大学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如何

受调查的大学生中有12.55%(64人)的同学认为现今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很好,并且能够学以致用;但占调查总人数的71.37%,共计364人认为大学生实践能力一般,有努力实践,但是实践能力偏弱;还有一类同学占统计总人数的15.88%,认为现今大学本科实践能力较差,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此,从整体上说,至少从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中,大学生实践能力是比较弱的。

3.1.2 您认为在高校本科教育中开展学科专业竞赛必要吗

有483受调查者认为十分有必要,为学生进入社会做准备,提升自身实践能力不容忽视拖延,占统计总人数的94.71%,也意识到开展专业竞赛对自己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4.9%的同学认为不必要,以理论学习为重点,先到达更高平台再实践也不迟。

3.1.3 关于学校是否重视学科专业竞赛

有20%的受调查者认为学校很重视学科竞赛,有完善成熟的专业技能教学;58.24%反馈自己所在高校注重学科专业竞赛,并且正在建设中;但也有15.19%的受访者认为对师生的帮助不大;而认为无实操机会、对此不关心仅占2.16%、0.02%;考虑到此次受调查的同学中有30%的大一新生(进入学半年)对学校组织的专业竞赛可能不够全面,此部分的数据可能偏高。

3.2 开展学科竞赛的现状分析

3.2.1 通过调查统计同学们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学科专业竞赛活动

受调查者中,有34.44%的同学表示参加过,很感兴趣,会积极参加;有11.85%的同学参加过,但觉得意义不大;有127位同学虽然没有参加过,缺少实践机会十分渴望参加学科竞赛活动,占47.04%。

3.2.2 您没有参加学科专业竞赛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合适的竞赛项目以及没有感兴趣的竞赛项目是主要原因,分别占比20.39%、23.33%;有部分同学18.43%想要参与此类竞赛活动,但由于接触的相关比赛信息较少导致没有参加;选择不参与各类竞赛活动占10.59%;另外有4.9%的同学认为自己在课余时间还有其他的活动,因此不参加竞赛活动。

3.2.3 您参加学科专业竞赛的动因是什么

受调查的大学生参加专业学科竞赛的动因,如图1所示,其中成长动因、兴趣动因、学术动因分别占到67.84%、51.57%、44.9%;另外还有加分获奖等因素占比54.31%。

因为这个选项是可以多选的,主要是考虑到大学生参加专业竞赛的动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目前来看,主要是成长动因、兴趣动因、其他(得奖动因)位列前三项。因此,从学校组织专业竞赛时,要首先考虑到专业竞赛要有利于学生成长、兴趣,也要从综合奖学金等角度完善其激励机制。

3.2.4 被调查者对于大学生参加校内外学科专业比赛的态度

对参加专业竞赛的态度肯定的达到98.43%;其中有425名同学表示赞成占比83.33%,认为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有15.1%的学生认为不强求参加竞赛,有兴趣就会参加。

3.3 如何开展学科竞赛

3.3.1 您认为有无必要组织学科专业竞赛前的培训

94.12%的同学认为有必要组织学科专业竞赛前的培训,有助于参与者的竞赛及专业认知;5.695认为没有必要组织此类学科专业竞赛前的培训。

3.3.2 您认为每学期参加几次学科专业竞赛较为合理

对于每学期参加学科专业竞赛的次数,有63.74%的学生认为此类竞赛应该合理安排,每学期举行一至两次即可;也有一些学生在校期间喜欢参与学科专业竞赛,因此有19.22%的人希望每学期可以参加三至四次为宜;“如有资源,多多益善”有15.1%的学生是这样认为的;但也有较少一部分学生不太热衷于参加各种竞赛,更加享受自己安排的课余时间。

3.3.3 具备条件,您是否赞成将学科专业竞赛结果作为课程教学成绩参考因素

在进行文献综述时,发现不少论文建议将专业技能竞赛纳入课程成绩参考依据,因此,调查组制定问卷时将此问题纳入,调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此次调查中最为接近;有49.02%是赞成的,而49.8%的学生持反对意见,不希望将竞赛结果与课程教学成绩有相关联系。因此,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时要慎重,通过走访,我们发现学生主要是认为这个会破坏学生课程考评的公平性,而且其操作性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3.3.4 您认为开展“以赛促学”的实践教学模式带来的好处

有81.76%的受调查者认为可以“做中学”,培养专业兴趣,提升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开阔视野;认为开展“以赛促学”的实践教学模式,有利于拓展校企合作形式,切实提高大学生就业质量,占总调查人数的65.49%。

3.3.5 您认为学科专业竞赛应如何完善

对于应用型大学财经类学科专业竞赛如何完善问题,大家也提供了自己宝贵的意见。有44.51%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提高学校重视程度,完善制度并且提供相应的教学条件;希望可以加强对学生的辅导,提升专业素质占24.71%;从学校方面来看,有20.59%的学生认为学校应积极寻找相关竞赛信息,组织大学生报名并加以培训。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对于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的要求是比较迫切的,对于参加学科专业竞赛是抱有极大的期待,也迫切希望相关教育部门、学校及企业举办切合学生专业及兴趣的专业学科竞赛,并提出了完善“以赛促学”教学模式的建议。

对于如何办好“以赛促学”?一是完善学科竞赛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学校的相关组织管理体系,学科竞赛多是在学校的教务部门、团委或学生管理部门管理之下,每个学校可以根据学校的资源特色,通过制度指引,形成职责分明、分级管理的学校、院系学科竞赛分级管理制度。二是建立及完善学科竞赛的激励机制。激励的对象包括二级学院、指导教师及学生。比如通过将参加专科竞赛纳入二级学院的考核范围或者加分项,对指导教师及学生则可以进行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有效激励,包括教师的评优评先、职称评定等进行加分;以及学生的综合测评等方面加分等,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颁发证书,开会表彰等方式,提升学生参赛的积极性及成就感。三是提高学科竞赛指导教师的专业技能。学校可以通过引入企业讲师或者教师实践锻炼或短期培训的方式,提升指导教师的技能,同时严格规范指导教师的指导行为。四是强化校企合作。以学科竞赛为纽带,强化校企合作,为学生打造学科竞赛及见习平台,甚至可以拓展至专业课教学大纲的制定、校外实习基地建立以及专业人才的招聘等,促进产学协同育人。校企合作亦有利于学科竞赛的持续发展,从而持续推进学科竞赛的良性发展并取得良好效果。

作者简介:王亦明(1977—),男,汉族,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学及其教学。


社会网络理论视阈下的高校弱势学科建设

 

摘要:学科建设是衡量大学发展的重要指标。为适应“双一流”建设的发展战略和具体要求,部分高校在学科评估的绩效导向下将裁撤弱势学科作为其优化学科布局的基本方式。但无论是从学术场域内部的学科体系关联性而言,还是从社会网络结构下的权力主导与资本角逐来看,盲目裁撤弱势学科既易造成其在学科群落中的“位置感”缺失和“话语权”旁落,也可能导致整个学科组织系统失衡与学科持续发展断层。为此,重新确立弱势学科的身份认同,激活弱势学科的内生发展潜能,构建合理有序的学科生态系统,有助于打破弱势学科的生存受阻藩篱,营造学科间融通共生的协调发展氛围。

关键词:社会网络理论,弱势学科,学科建设,学术生态系统

学科建设是衡量大学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一流大学建设的落脚点与基石。当前,部分高校在学科建设中均聚向于优势学科的提质,较少关注弱势学科的发展,甚至不惜为取得学科评估中的较好排位而“弃车保帅”。“双一流”并非一种固定的身份象征,而是以一种新的高校竞争机制形成开放、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1],但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机构和下辖学科在建制和专业的调整中仍不断遭到裁撤,其背后推手是正常的学科调整还是为应对学科评估的应急之举,引发媒体舆论及学界的争议探讨。尤其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即将到来之际,弱势学科极有可能陷入位置感缺失与话语权旁落的双重险境之围。学界和社会关于此问题的热议表达出对弱势学科生存发展问题的充分关切,但忽视从教育的社会结构层面以及教育场域内部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资本等深层根源的体察,以至难以正本清源。因此,本文尝试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弱势学科发展受阻现象,将研究视野延展于宽广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中,还原弱势学科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基于资本占有量多寡而所处的相应节点位置。在此基础上,尝试把握隐匿于“优胜劣汰”理念背后的学术场域社会现实性与学科评估主观性之间的“结构性空洞”关系,以期为弱势学科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

一、分析框架:社会网络理论及其介入适切性

从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方法和隐喻到理论与实质的变化过程。社会网络思想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涂尔干、布朗等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绘,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威尔曼、弗里曼等人创立的数学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测算并将该分析方法科学化,快速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和伯特的结构洞理论的提出[2]。至此,“社会网络”这一概念由最初的社会学中关于人际关系的隐喻表达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关于社会结构方法的研究范式。社会网络分析是对不同社会单位(个体、群体或社会)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3]。对社会网络理论内涵的理解,主要体现为对“两个要素”和“三种理论”的阐明,即关系、结构要素,结构洞、社会资本、强弱关系理论。其中,“关系”和“结构”作为两个轴心概念贯穿于社会网络理论渐进演绎的逻辑全过程之中,始终耦合于三种理论的内在价值需求,并表征着该理论的存在可能与发展空间。具体而言,关系要素致力于辨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通过社会联结的强度、规模等来说明特定的行为和过程,它是对强弱关系理论的有效阐释。结构要素则关注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强调主体间的位置关系及其所折射出的社会结构,突出表现为“结构洞”理论所意指的关于结构位置中被忽略的“缝隙”,即三方关系中那一对不发生直接联系的位置状态。而作为联结社会“关系”和“结构”的纽带,社会资本所体现的资源占有量多寡决定了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占据位置和支配关系的强弱能力。

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分析问题需明晰三方面要旨。第一,明确行动者所处的节点位置。处于结构洞上不同空间位置的行动者,不对等的信息交换渠道和获取社会资本能力的差异使其在持续发展和层级转换方面存在能量悬殊,也使其“节点”位置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第二,明确行动者自身所拥有社会资本容量及资源获取能力。社会资本作为动态场域内的变化动力,亦是体制化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支配动力,它直观地表现为行动者通过相互联结而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第三,明确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强弱关系力量对比。处在社会网络场域内的各个子场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整体场域的影响和干预。学术场域作为社会场域的子系统,并不能以其自身所承载学术研究的特殊性而独立于其他社会子场域而存在。学科发展与学校治理、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之间是相互交融、有机共生的统一整体,是关系和结构等社会要素在教育场域内的集中体现。因此,学术场域内的行动者(该行动者在文中指向的是“学科”,包括优势学科和劣势学科)亦需要依托自身所拥有的学术资本与其他行动者展开竞争,变换自己在学科布局中的节点位置,不断尝试谋求更为有利的结构层级以获得其在学科体系内的“结构性优势”。由此观之,能否占据学术场域内优势地位的核心因素便在于行动者自身所承载的“学术资本”容量,即社会网络理论中的“社会资本”。对此,科尔曼(James S. 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即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且为在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4]由此观之,社会资本这种具有竞争优势的隐喻,决定着场域内行动者的互相关系及层级划分。作为一种变量,社会资本一方面受现有社会结构中各要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随行动者对其保有量的增减而不断发生变化。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资本容量,使竞争对手陷于结构性陷阱之中,便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社会结构或域内行动者的分布层级。在学术场域内,学科的“社会资本”表现为不同学科所占有的人才、资金、关注度等各类软硬资源。由于学术场域内部各主体自身存在的不对等关系和高校“扶强不扶弱”传统所导致的信息沟通和资源配置差异,使原本学术资本和资源有限的弱势学科极易陷入“学术场域食物链”的底端,甚至在部分高校“挥泪斩马谡”的无奈之举中被裁撤或合并。因此,借助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弱势学科的生存困境及学术场域内的学科结构失衡问题,分析裁撤弱势学科到底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是“弃瑕以拔才”,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弱势学科如何恢复在学科体系中的应有之位并保持与其他行动者在结构关系中的结构性平衡。

二、现实考证:弱势学科发展的社会网络化表征

作为社会场域内的分支子系统,学术场域也是由各个掌握不同社会资本的行动者所构成的复杂网络化学术场域结构。其中,以占据学术资本多寡为直接划分依据,可将不同学科简要划分为弱势和优势两类层级。与社会网络理论中行动者占据不同社会节点位置类似,优劣学科同样在学科组织体系内被赋予不同的位阶。就弱势学科所处的社会化网络结构而言,它与优势学科存在主体间的强弱关系,尤其是双方的强弱对比程度所折射出的层级差距,使其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一)弱势学科的“社会化关系”困境探视

2017年出台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指出,应优化学科建设结构和布局,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调动各方积极参与的长效建设机制。这凸显了国家在学科建设中始终秉持着优化布局、完善结构的学科治理理念。弱势学科是一个非绝对性、非固定化的概念,没有哪一门学科一开始就是弱势学科,弱势学科是在与本校其他学科或其他学校相同学科的不断横向、纵向对比和评价后,因其综合排名靠后或缺少竞争力而被贴上的标签。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弱势学科还是一流学科,他们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一门学科的生长、成熟及衰退都是一个漫长的周期过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学科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有着成为一流学科的潜质。任何学科的“一枝独秀”都不能代表学科发展的整体态势,系统化、均衡化和生态化的学科布局才是打造一流学科的根本要义所在。任何形式的“一刀切”或“裁并转”都是对一流学科建设本真的误读。

将弱势学科置于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学术场域中,便不难发现其在现有学科结构布局中面临着两种致命性困境,即位置感的缺失和话语权的旁落。位置感的概念来自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社会实践理论中对场域概念的解释。它是行动者形成的一种社会趋向,它引导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占有者走向适合其特性的社会地位,产生适合该地位之占有者的实践[5]。当学科的存在地位与其在教育场域中所掌握的学术资本容量与学科结构层级不相符时,便出现了部分学科的位置感缺失困局。就弱势学科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术资本引导其在学科群落中占据适合其特性的学科地位,自然也无法支撑其产生引领该领域前沿步伐的学术成果和实践样态。当一门学科被贴上弱势学科的标签后,其学科关注度、资金倾斜度、科研支持度势必受到影响。目前弱势学科大多属于基础类学科,很难直接转化为应用类成果并实现经济效益。同时,对市场缺乏必要的敏感度,也使其不仅要面临如何寻找学科生存位置感的困惑,更要应对外在优胜劣汰压力与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

在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看来,科学知识在制度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学科分化的现象,不同学科所占据的不同位置赋予了他们不同的权力及地位。毫无疑问,优势学科具有较强的专业自主性、较强的专业影响力和社会认知度,占据着学术场域内学科布局的要津地位。在社会网络理论的话语体系内,社会资本是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一种巧妙隐喻,这也是优势学科之间在教育场域内“强强合作”,加强不可替代性关系的关键实力。在教育城域内,社会资本成为反映学科间位置感与话语权高下强弱的重要学术权力表征。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弱势学科在深陷位置感缺失的彷徨中倒向了话语权旁落的困境,乃至落入学科体系内部结构洞的底层。而这种长期处于“弱势群体”内部的“弱联结”状态,进一步加剧了弱势学科实现层级转化的能力。斯奈德(Gary Snyder)在论述知识、权力与大学的关系时指出:“大学好比权力的中心,知识必须具有社会性的功能,使潜在权力转换成主动权力。”[6]优势学科不仅具备本领域内知识储备、成果产出、科研创新等核心竞争力,更具有较强的资源获取、政策支持使用权和占有率等社会性功能。尤其在掌握了学科建设的话语权后,便可得到更多的外部政策支持和内部资源保障,进而将现实的学术优势转化为直接的学术权力。相反,对于那些被边缘化的弱势学科而言,这便意味着其逐渐失去了学科复苏的平台和机遇,甚至在学科日渐式微和难以发声的沉沦中陷入底层循环。

(二)弱势学科被“结构性忽视”之恶果

无论是为迎合“双一流”建设的发展战略,还是继续巩固“双一流”建设的成果,各研究型大学纷纷开展学科结构优化工作,以提高优质学科占比,实现学科资源的重新整合。在这一“优胜劣汰”的调配过程中,弱势学科难免成为限制学科整体发展的累赘,部分高校对其进行“别样优化”——裁撤,便是最好的例证。但是,优化学科结构与直接裁撤学科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在尊重学科整体性及统一发展规律基础上所进行的局部调整,而后者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弱势学科走向良性发展道路的可能,是对学科发展规律的漠视。

弱势学科被“结构性忽视”,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引发学术场域内部学科组织系统失衡。在布迪厄看来,引发“场域”这一动态系统直接变化的动力是社会资本。如果因为弱势学科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容量过少而被结构性忽视,极易造成学科内部组织系统的比例失衡。当前高校学科建设大多是对不同学科门类划分下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进行调整优化。虽然学科个体在基于知识生产逻辑的发展过程中会存在强弱等级之分,但无论强势学科抑或弱势学科,都是学科组织系统内部最基本的单位和要素[7]。盲目裁撤弱势学科极易加剧与之相关联学科的分裂,破坏学科组织结构平衡,挤压弱势学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据统计,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包括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等在内的部分高校或撤销高等教育研究院、教育学院,或将其归入管理学院或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等机构。这看似是在优化学科结构,实则有悖于学科体系的建设逻辑,因为它打破了一二级学科间、学科与院系间的隶属和组织关系,令相关学院的下属学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院系支撑。学院对于学科而言具有特殊的存在价值,它是支撑学科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建立同一学科门类下不同学科间有机联系的外部保障,但新的调整方式使不同学科在新的院系很难建立起一种长效的相互作用机制。以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为例,该专业原本位列教育学院下属二级学科,偏重以教育学思维模式研究管理学问题。但在并入管理学院之后,难免会被管理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影响,使该学科原有的发展逻辑被打破并逐步疏离于其他教育学学科。学科组织系统是在学科长期发展历程中综合多重因素而形成的稳定制度环境,院系撤销的显性表征是学科间交往关系的疏离,专业互补性的割裂,隐性危机则是学科组织系统的结构失衡,高校学术自由的遮蔽。

二是导致学科持续发展出现断层危机。学科是高校的基本组织要素,学科建设是衡量高校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一方面,教育所强调全面发展人才培养目标的背后暗含着对学科进行适当统整的需求。从某种层面来看,院系的合并或扩张有利于丰富学科建设的思路和方法,实现学科在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借鉴与优势互补。但现实中,通过裁撤院系的方式能否实现学科的有效整合以及实现程度如何均尚待考察,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则极有可能引起被调整的二级学科存在感的弱化。另一方面,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在较长的时期内具有独立性和稳定性,这些性质在学科整合之后难免会受到影响。纳入其他学院的学科原本应尽快尝试进行外延扩张或内涵深化,但不当的调整方式反而使其发展愈加局限。如山东大学将高等教育研究所调整到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并更名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室,这一调整方式便窄化了学科的多样化发展空间。高等教育学原本是包括高等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管理等多种研究方向的二级学科,但在进行调整之后其功能弱化为开展政策研究,这种分割了其他研究方向的政策研究使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断层,影响了学科建设的广度与深度。

(三)弱势学科深陷“结构性空洞”之归因

弱势学科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生存地位的日渐式微,使其深陷“结构性空洞”之中,且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足够数量的学术资本令其回归正常学科序列。作为教育场域内的结构洞占有者,那些在学科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学科更容易建立起学科群落中的关系网络,以提升其对信息和资源的控制权。弱势学科在网络化结构中呈现的分散、孤立态势,使其长期处于信息、资源和权力的边界地带,并陷入结构性空洞的困境。因此,将弱势学科置于社会网络结构中,探析学科背后反映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资本博弈,有助于厘清弱势学科深陷发展困境成因。

从政治视角来看,这是权力主导下的产物。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认为,学校是一个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共同包围之中的机构,它和各种不同的力量牵绊在一起。学科布局的整个调整过程始终伴随着各种权力和意志的转换、各方话语权的更替和竞逐,并在学科身份转化和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勾勒出一幅学科权力结构在建构、解构及重构中循环往复的图景。其中,政府的引导与高校的依附通常成为决定学科地位高下的关键推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既指明了国家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需求的新动向,也暗含着国家对高校学科布局调整的潜在意向。尤其对研究型大学而言,为获得国家级的基金项目,通常会主动调整学科布局以满足申请基金项目的要求。如此一来,那些符合国家战略的创新型、科技型学科及院系纷纷组建,获得了更多的科研资助和项目支持,而那些原本就不被重视或者没有赶上“潮流”的学科,则可能面临被裁减的命运。当学科受外部环境的变化干扰而导致其不能输出与正常状态下学术发展所需的学科支持和学术能量时,学科间的平衡便被打破。由此导致的学科身份优劣转化,既背离了学科优化布局的宏观考量,也易引发学术论争与权力变更,甚至产生学科危机。正如马尔科姆(Malcolm Waters)所言:“上层成员始终会力求排斥和剥削下层,而下层成员也会力求穿透上层界限,或者力求对等级秩序做大的改变,以有利于自身所处的层级。”[8]学科权力的固化及其所引发的学科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不同学科群体对学术权力的诉求和争夺。弱势学科为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势必要向优势学科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发起挑战,以尝试打破不合理的学科秩序,实现学科地位的转换与资源利益的重整。

从经济视角来看,这是资本角逐的选择。资本,在布迪厄看来是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它可以是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身体化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也可以是符号化的,且不同资本类型之间还具有可转换性[9]。当学科系统作为一种自在场域时,不同学科就成为在不同资本、资源和政策等条件下发生作用的“实践工具”。在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逻辑的导引下,学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了资本运作的市场气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高校将学术绩效作为资源分配的重要判定标准,不同学科势必为获取更多的资源、扩大各自生存空间而相互竞争。学术市场的竞相角逐,加速了学科系统内部的人财物等资源的流通,那些取得卓越绩效的学科进一步稳固了自身的地位,再次强化了从外部环境中获得资源的能力[10]10。虽然撤销专业和学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科的重新布局和调整,但如果仅仅短视于学科排名的数字绩效,势必将挤压弱势学科的发展空间,甚至导致其“关门歇业”。毕竟学科发展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和服务产业发展的逻辑进行,也不能仅仅迎合“双一流”的指标考核而忽视学科体系自身发展的逻辑[11]。若长此以往,极易导致弱势学科深陷生存空间狭小和学术资源匮乏的劣势地位,成为经济资本的乞求者、社会资本的守望者与学术资本的边缘者,眼睁睁地在可被预见的学术系统底层循环。

三、理性导路:弱势学科建设的合理路径

优劣学科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他们之间应是善意共在的命运共同体。虽然二者的利益需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学科作为维系整个学术组织系统良序运转的支撑,优劣学科的共同价值指向具有根本上的齐一性。作为社会资本流动的贯通渠道,社会网络亦是推进其各构成要素动态变化的动力来源。社会网络中行动者所自有的能动性使优劣学科的位置关系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运行之中。因此,以弱势学科内在发展逻辑重建其身份认同,激活弱势学科的内生发展潜能进而构建合理有序的学科生态系统,有助于增强弱势学科持续发展的生机活力。

(一)重新确立弱势学科的身份认同

任何学科的存在对高校的发展都有着独特价值,多元学科构成了高校学科建设的完整组织系统。学科评估中所秉持的绩效导向使部分发展状况不佳的学科被贴上弱势学科的标签,而弱势身份的固化则使其逐步失去向一流学科转型的机遇。虽然布迪厄清晰地揭示了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的对应关系,但事实上,学科的强弱原本只是在部分指标测量下的相对概念,学科排名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弱势学科完全没有发展的空间和优化的价值[12]。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发展生机与创新活力。

社会网络结构下的学科组织系统内部各成员,有差别地占据并使用着各类资源。但由于其各自所处地位的差异,导致在不平等地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增加了彼此的不对等性,这也直接导致弱势学科在获取有限资源的竞争行动中时常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重建弱势学科的身份认同,是扭转其在学科体系内不利地位的首要环节。具体而言,第一,充分认识弱势学科具备“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部分高校漠视弱势学科建设的行为直接导致其原本占比较低的资源配置被置于更低的水平,直接打破了该学科向良性转型的可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在这方面则给出了很好的范例,该校教育学院在编教师仅二十余人,可谓这所综合性大学中的小型院系。但中国人民大学依托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势地位,为教育学学科建立了强大的支持保障系统,形成了包括教育政策与法律、教育经济与管理等特色研究领域。这种发展模式是在充分给予教育学学科价值认同基础上所采取的合理策略,实现了教育学学科的“弯道超车”。第二,利用信息技术媒介为弱势学科“正名”。教育学学科在清华大学这所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院校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清华大学并未将其直接裁撤,而是在充分认识学科特性的基础上开发在线课程,将教育学的学科价值充分开发、深度挖掘,使其成为在线教育领域的典范。因此,可以将“阿里大数据实验室”平台融入学科建设之中,充分利用其多维性、涌现性、非结构性等特征变革传统教育教学模式,提升弱势学科教学质量[13]。第三,加快对弱势学科建设的价值意义评估。优劣学科之间具有相互影响与融通的价值转换空间,弱势学科的存在也为优势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学科内生发展的基本逻辑,如教育学为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丰富了相应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为交叉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虽然弱势学科在学科评估中的各种指标系数偏低,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因此,树立理性的弱势学科身份认同观,推进弱势学科建设的价值评估工作,充分重视其在交叉学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提振弱势学科的信心和士气。

(二)激活弱势学科的内生发展潜能

统筹规划“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学科的深度发展,并不意味着在学科群落中将优劣学科置于对立状态,也不意味着对优势学科的“扶强”要以牺牲弱势学科的价值让渡为代价。任何学科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发展的空间和成熟的周期,审慎把握学科的生产范式、功能发挥方式和内生发展机理,不断探索和培育弱势学科的增长点和潜力点,有助于激活弱势学科的内生发展潜能。

具体而言,一是挖掘和开发弱势学科的特色化、差异化学科特质。依托学科已有发展经验,在学科治理上坚持学科及学科群的差异化、特色化的错位发展理念,以一流学科优势及特色促进弱势学科发展,推动弱势学科形成自身的学术风格和特色发展领域[14]。如苏州大学档案学科另辟蹊径,转变学科发展重心,充分利用档案管理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探索实施档案学科与信息技术学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将档案信息化作为学科未来发展方向[15]。二是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夯实弱势学科的生存土壤与社会基础。一方面,从“内生-显”的演进思维出发,将弱势学科的学科特点和研究基础作为内生动力,不断深挖和培育弱势学科的潜在需求和发展动力,逐步探索学科发展、教育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内外联动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科”的逆向思维出发,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激发弱势学科的生长动力和新增长点,激活弱势学科的“社会存在感”,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以突破现有发展困局,重塑其再生机能。三是厚植弱势学科文化底蕴。一个成熟的学科必然有其持久而厚重的学科文化积淀,学科文化的形成为学科注入了充沛的再生源泉,成为学科纵深发展的内源动力。弱势学科忽视其自身学科文化的培育,极易导致在学科竞争中迷失方向,陷入依附性发展的泥潭。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弱势学科的学科培育意识,提升弱势学科的学科凝聚力,从思想意识领域提升学科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将学科文化养分深刻融入师生内心,形成和谐融洽的学科内部文化氛围,助力学科团队坚定学科发展信念、保持学术创作激情和学科腾飞信心。

(三)构建合理有序的学科生态系统

建构科学合理的学科生态系统是实现学科有序发展的题中之义。学科生态系统的治理既关乎学科结构的优化,也强调学科发展策略的变革;既关乎学术问题的探讨,也涉及行政事务的决策。学术与行政决策事务的二元划分并不意味着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在学术发展决策过程中的隔离或封闭。相反,学科生态系统的治理需要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合作交流、沟通协商,最终实现一种共同治理或网络治理的扁平化的治理结构[10]12。

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弱关系理论认为,社会网络中具有较高同质性的主体很难相互促进,而较强的异质性则可以成为不同主体间寻求合作和共赢的纽带。就学科而言,优劣学科间较强的异质性对实现双方功能互补和互通有无具有强烈的推进作用,充分发挥弱关系理论所提出的异质性桥梁功能,对提升弱势学科建设水平,建构学科组织系统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而言,第一,建立学科间要素互动、功能互补和资源共享的协调运行机制。良性发展的学科系统不是优势学科的“一花独放”,它追求的是不同学科间的“万紫千红”。基于学科系统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在不同学科间营造合作竞争与协同创新的良好态势,有助于建构学科建设动力支持机制和学科发展协调运行机制。这对弱势学科生命力的内生发展与培育保护,学科功能的结构优化与特征重塑有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第二,建立强弱学科间的互动关联机制,这是构建合理有序学科生态系统的关键。一方面,要为弱势学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生长环境,加强硬件配套等外部投入力度与教学革新、人才培养等内部提质支持,为其深化发展或适时转型创造机遇;另一方面要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以优势学科所拥有的师资力量为基础,定期在不同院校开展不同学科对热点问题的研讨会。如在教育学与管理学之间开展关于教育管理问题的研讨会,加深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交往,加深师生的学科认知,拓展研究思路,实现外部支持与内部联动双管齐下,为弱势学科创设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作为教育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建设的成效已成为衡量高校学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征。探究排列于不同层级、掌握不同社会资本的优劣学科在学术场域内关于资源争夺、关系竞争和地位转换的深层内核,可为探析新时代高校学科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在良性循环的学科组织体系内,优劣学科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共生共存、取长补短的共在合作关系。然而,无论是学术场域内的学科层级固化,还是社会结构中的权力资本胶合,抑或是学科评估的绩效导向驱使,弱势学科日渐陷入学科群落底层已成为不争事实。尤其在片面追求绩效的学科治理逻辑下,学科群落中的位置感缺失和话语权旁落,已成为许多弱势学科挥之不去的梦魇,严重阻碍了其自然成长之道。

学科类型、学科成熟度与学科发展方向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学科应寻求各异的成长路径。“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治理既要有学科群落中的“高峰”标杆引领,也应合理容许学科群落里的“边缘”洼地存在。这既是尊重学科发展规律、保护学科自然生长所遵循的价值理念,也是实现学科组织系统内部互促共生、良序发展、交叉融合的理性思路。学科组织系统的良性循环是学科群落内部学科个体与种群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嵌套并相互影响的复杂循环过程,是学科遵循知识生产与知识应用逻辑,实现学科生命力与竞争力和谐共生的生存之道。在整个良序循环的学科体系中,优劣学科利益需求间的异质性往往可以与共同价值指向上的齐一性殊途同归。基于此,弱势学科需主动作为,重塑学科身份认同、激活内生发展潜力,努力打破学科谱系中的学科联通壁垒、消弭学科固化危机,以实现内生提质。

作者简介:马健云,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通讯作者:陈亮,男,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与法律。

来源: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