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分析》
1.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2.大学生心理委员制度优化策略研究——基于学生需求的视角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摘要：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面临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新趋势以及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亟须深入分析和正确评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找准存在的问题与深层次原因，加快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竞争、参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奠定基础。本文采取多种方式、多个视角，对于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必须高度重视，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竞争力全面提升。
关键词：服务贸易，竞争力，国际比较
全球服务贸易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全球价值链深化的促进作用日益重要。课题组采取多种方式、多个视角，对于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进行全面深入分析：一是从贸易平衡、国际市场份额、贸易竞争力指数（TC）和显性比较优势（RCA）等多个视角，二是兼顾“跨境服务”的国际收支统计（BOP）和“商业存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统计（FATS）①，三是采用增加值核算（VA）的方法。后两个方法，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分析和国际比较较为全面和深入，在国内属于创新性探索研究。研究发现，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必须高度重视，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竞争力全面提升。
一、多措并举促发展，我国已成为服务贸易大国
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主动扩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实施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先行先试探索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路径，服务贸易取得较快发展。
（一）服务进出口规模快速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4.6%上升至2018年52.2%。入世以来，我国多措并举促进服务市场开放和贸易发展，结构持续优化，在全球地位逐步提高。据联合国贸易会议的跨境服务数据（BOP口径），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18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24万亿元（7800亿美元），已连续五年保持服务贸易全球第二，分别为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2017年全球占比分别为9%和4.3%。见图1。
图1 按BOP统计口径主要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本课题研究报告，根据UNCTAD数据计算。
（二）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的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商业存在是服务贸易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按世贸组织的FATS统计口径，约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55%，与全球跨境投资60%以上投向服务业的趋势相一致。我国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快速增长，2016年增长10.5%，高于服务整体进出口增速9.4个百分点，外资在华服务销售收入和中资海外机构服务销售收入分别增长3.2%和21%。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为1.54万亿美元，是当年服务进出口的2.4倍，占全口径服务贸易（将FATS与服务进出口相加）规模的70.1%。按WTO最新统计，2016年中国是唯一进入全球前十位的发展中经济体，总规模居全球第二位。其中，内向FATS低于美国；外向FATS低于美国和德国。
（三）共建“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助力服务贸易发展
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额达978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和承包工程迅猛发展，承接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增长26.0%，专业服务与管理咨询服务出口快速扩大，成为我国新兴的服务贸易顺差领域；我国赴沿线国家旅游约占赴全球旅游的70%，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31.7万人、外派留学6.6万人②。
二、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特征明显
（一）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仍较低
在全球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持续提高，相比而言，我国仍有较大差距。从出口看，我国服务贸易占比多年来不升反有微幅下降，2017年仅为9.3%，远低于全球23.5%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大大快于服务业；从进口看，我国服务进口在商品与服务合计的外贸进口总额中占比持续提升，2017年已达21.2%，接近全球23.3%的平均水平。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合计占对外进出口总额的14.04%，仍低于全球水平约10个百分点。见图2。
图2 全球与中国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二）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仍有提升空间
入世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进口规模持续扩大，2011年后快速提升，全球占比从5.9%提高到9.3%。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11年之前出口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逐步提高，但2012以来出口规模保持稳定，占比甚至略有下降至4.3%，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存在较大差距（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14.6%，进口占全球10.4%）。见图3。
图3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平衡与全球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自1998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差。入世以来，逆差规模从2001年的506亿美元扩大到2017年的2654亿美元。在全球服务贸易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美英法三国都是顺差，德国是微弱逆差，只有中国是大幅逆差，且近年来呈加速扩大态势，2018年逆差达到2913亿美元。
（三）行业走势分化，传统优势突出，中高端竞争力较弱
从国际市场份额看，中国细分服务部门有明显差异。（1）建筑是我国国际竞争力最强的部门，2017年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高达24%。（2）我国在与货物相关服务上有很强竞争力，国际市场份额为13%，略低于美国（14%），但出口主要集中于加工贸易，与高附加值服务的比值为3∶1，发达国家该比例约1∶1。（3）在电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保险等部门我国竞争力处于全球中等水平，国际市场份额在3%—5%左右。（4）金融保险、知识产权服务是竞争力最弱的部门，国际市场份额只有0.7%和0.3%。
从进出口结构看，在BOP统计口径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以交通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2017年占我服务贸易总出口的比重72.5%。服务贸易进口则以旅游为主，2017年占比达54.5%，其次为交通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占比分别为19.9%和9.2%，知识产权使用费的占比达到6.1%。总体上，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逐步扩大，2018年占比提高到32.4%。见图4。
图4 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行业结构
资料来源：《2018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从贸易平衡看，2017年我国在建筑、其他商业服务、加工服务等领域处于顺差，顺差部门合计812亿美元；在旅行、运输、知识产权使用等8个服务部门处于贸易逆差状态，逆差总额合计达3176.1亿美元。2018年，服务贸易逆差排名前三的部门是：（1）旅行项目（含留学和就医）连续十年高居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第一位，且规模快速扩大，反映了国内消费升级、对高品质生活型服务需求快速提升；（2）运输服务逆差占据第二位，主要是货物贸易较快增长带动运输服务支出增加；（3）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快速增长，连续5年位居服务逆差第三位，2018年近300亿美元，我国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逐步增强，但技术研发能力亟待提升。见图5。
图5 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平衡（分行业）
资料来源：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从国际竞争力指数（TC）衡量，我国在产品相关服务和建筑服务领域竞争优势明显，2017年TC指数分别为0.815和0.473，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竞争力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在旅游和知识产权方面明显处于明显逆差地位，在交通运输、旅游、文娱等领域竞争力逐步下降，源于相关领域服务进口大幅提升。见图6。
图6 我国主要服务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指数（TC）
资料来源：《2018中国服务贸易统计》。
（四）商业存在模式下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差距更加凸显
在商业存在模式下，我国发展差距突显。表现为：一是发达国家商业存在方式下服务贸易占比更高，如美国达近70%，内向和外向服务贸易额，均超跨境提供服务规模。见图7。
图7 美国商业存在与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规模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研究局BEA数据库。
二是我国在商业存在模式下处于显著的逆差状态。据WTO最新统计，2016年外资在华企业提供服务（我国进口）高达6101.2亿美元，我国通过海外分支机构本地销售实现服务出口3850.6亿美元，逆差为2250.6亿美元。按照中国统计，2016年内向附属机构服务贸易8530.4亿美元，外向附属机构服务贸易6919.0亿美元，逆差为1611.4亿美元。主要发达国家在商业存在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均为顺差，美国顺差甚至高达5660亿美元。见图8。
图8 主要经济体商业存在模式下服务贸易
注：数据为FATS统计口径，英国可能因未统计部分海外分支数据外向低于内向FATS。
资料来源：本课题研究报告，WTO服务贸易数据库（更新至2016年）。
在美国等发达市场中，我国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服务的竞争力明显不足。按美国经济研究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6年中国在美商业存在的服务销售收入为83亿美元，仅占其市场的0.8%（见图9）。日本、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企业在美服务销售市场占比分别高达27%、24%和23%，韩国、印度的服务规模也分别是中国的3倍和2倍。
图9 2016年各经济体在美国商业存在服务销售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本课题研究报告，美国经济研究局BEA数据库。
从分行业看，美、德、英等国企业海外商业存在的本地销售中，信息电信、金融保险、专业技术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占重要地位。我国则主要源于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商务服务、房地产、交通仓储等，以及部分制造产品售后维修与支持服务；在电信、专业技术两个部门与领先国家差距较BOP统计口径更为明显。在信息和通信行业，美德企业本地销售收入分别是中国企业的12.9倍和3.0倍；在专业科技服务领域，美德则分别是中国企业的15.7倍和2.4倍。见图10。
图10 主要经济体外向FATS的行业分布（2016年销售收入）
注：WTO未发布2016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德国金融和保险业内向FATS。
资料来源：本课题研究报告，根据WTO服务贸易数据库分析。
（五）从增加值分析，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高于贸易总值方法衡量的结果，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首先，从国际市场份额看，以贸易增加值计算的我国服务贸易明显好于贸易总值统计口径下的表现③。我国服务增加值出口5944亿美元，国际市场份额为8.6%，在全球排名第二，传统统计口径下的服务出口2181亿美元，国际市场份额为3.7%，全球排名第五。主要原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为制造生产提供多环节服务投入，实现大量服务增值的间接出口。
其次，从分部门市场份额看，金融、商业服务、批发零售、运输等部门的国际市场份额显著提高（见图11）。既体现出制造业服务化增强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发展带动了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图11 中国分部门服务出口市场份额：总值和增加值比较
资料来源：本课题研究报告，根据WTO服贸数据库和OECD-ICIO数据计算。
第三，以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衡量，我国服贸增加值出口的国际竞争力（VA-RCA）明显高于贸易总值测算的竞争力（RCA）。从RCA看，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明显的弱势地位，且波动变化小，一直处于0.3左右的较低水平。从VA-RCA看，虽然竞争力仍不高，但处于0.6—0.7的范围，高于RCA所在区间且处于稳步上升趋势（2011年后更为明显）；远低于美、英、法等服务贸易大国，也低于日德等制造业强国，从趋势看正逐步缩小但尚无明显改善。见图12。
图12 中国服务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变化
资料来源：本课题研究报告，根据WTO服贸数据库和OECD-ICIO数据计算。
三、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服务市场对内管制过多，对外开放明显不足
一方面，国内管制较多，阻碍市场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例如，由于部分服务领域与公共服务、意识形态联系较为紧密，行业管制相对较多；电信、医院、教育等部分与公共利益联系紧密的领域仍存在价格管制，对民营企业准入有较高门槛和经营限制，使得服务业行业竞争力不强。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不足，对外资准入限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据2018年OECD的外资（FDI）限制性指数看，我国服务市场对外资开放仍明显不足，对服务业的外资限制指数（0.32）高于所有行业对FDI的限制程度（0.25），部分行业对外资准入的限制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印度、越南、墨西哥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以可量化的、结合服务贸易监管与市场准入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STRI）看，在数据可得的44个经济体中，我国限制程度高居第三位，市场开放度较低。见图13。
图13 0ECD外资准入和服务贸易限制度的国际比较（2018）
资料来源：根据OECD STRI数据整理而成，STRI的数值越高，市场限制越多、开放度越低；右图的排名约靠前，开放度越高。
从具体服务行业看，我国与欧美发达经济体开放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根据OECD外资限制度指数，中国在电信、金融、运输、法律服务和文化等高端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在OECD统计的68个经济体中居于限制度最高的前列。中美两国相比，除航空运输外，中国在其他服务业领域的限制性指数（STRI）普遍高于美国、甚至全球平均值，最为突出的是快递、电信、影视文化、法律、会计、物流货代等。
（二）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差距明显
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是决定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与预期目标相差较大，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水平较低。据分析，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的服务收入占营收总额的50%以上，我国仅在10%左右。课题组利用OECD最新发布国际投入产出表（OECD-ICIO），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两大关键指标进行分析：（1）从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业投入看，2005—2015年发达国家服务投入占比保持在25%—33%区间，我国则明显偏低，一直在15%左右，仅呈微弱的上升趋势。相对较强的领域主要在运输与分销环节，金融、信息服务和商业服务等知识与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竞争力明显较低，生产性服务投入主要来源于外国公司提供的服务。（2）从制造业最终产品中服务增加值的占比看，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较快发展趋势，2005—2015年，服务增值占比从26.5%上升到31.6%，逐步向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水平（约35%—41%）靠近。见图14。
图14 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国际比较（2005—2015年）
资料来源：本课题据，WTO服贸数据库和OECD-ICIO国际投入产出表计算。
（三）监管模式难以适应服务贸易发展需求
我国尚缺乏针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监管政策，仍沿用对传统制造生产和货物贸易监管理念和手段，不适应对通关便利化的新要求。例如，企业反映软件研发服务以网上签订合同与交易为主，但仍需以实物光盘作为通关“凭证”以办理结售汇手续。跨国企业看重我国研发技术人才成本较低、综合素质较高、产业集聚能力强等，向我转移新药研发服务与平台、制药基地等意愿强烈。但医疗用品、耗材、试剂等产品的通关仍沿用原有监管方式，进口少量用于研发的药物，需按上市销售医疗药品经多部门审批，对于时间、质量高度敏感的医药研发检测等业务拓展的影响较大。
（四）财税金融政策仍不完善
政策设计不尽合理，税收优惠等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企业认为含金量较高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对技术先进型企业服务业企业享受减按15%税率缴纳所得税”，由于认定门槛高，能切实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数量不多。研发外包和“互联网+服务”等具有未来发展潜力的服务贸易企业，大多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但由于没有增值税进项抵扣，“营改增”后企业税负显著上升。
金融支持政策供给不足、针对性有待提升。对服务贸易发展，特别是对有出口潜力、符合产业导向的中小服务企业发展缺乏针对性融资支持政策。服务贸易企业“轻资产”特征较为明显，融资缺乏抵押品，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应收账款质押贷款都受到市场评估体系和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的限制。
（五）管理与服务体制亟待完善
服务业管理部门分散，政策出台缺乏统筹协调，难以形成合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广、管理部门多。调研发现，涉及跨部门、制度性改革的任务举措落实相对较慢；政策法规和支持政策分散在各部门管理规章中，现行与废止的条款并存，企业和政府部门人员查找、利用费时耗力。
中介服务能力弱，促进服务体系亟须完善。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组织联盟等方式，与政府机构形成较为完善的交流合作机制，形成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促进服务体系。目前，我国虽成立了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和地方跨部门统筹协调的机制，但在促进体系方面机制尚显不足。
（六）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服务企业和专业人才
跨国公司代表着一国企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竞争力也有关键带动作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非金融跨国公司100强中，服务业企业从2012年的46家增至2017年的49家，中国仅有4家，远低于美国（20家）、英国（14家）、法国（12家）、德国（11家）和日本（11家）。
现代服务业正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升级，我国人才培养尚不能充分满足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在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教育、专业服务等新兴服务领域和生产性服务贸易领域，缺乏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人才，成为制约企业拓展市场空间、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的重要瓶颈。
注释：
①BOP统计覆盖的是跨境提供，即WTO所定义的服务贸易四种模式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种，包括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FATS统计的是第三种模式（商业存在模式），即外国分支机构在东道国的本地服务销售。
②李伟：“丰富合作内涵，提高合作层次，把共建‘一带一路’推向深入”，《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2月10日。
③根据2018年OECD最新发布国际投入产出表OECD-ICIO，数据更新到2015年。
④王金照、许宏强、罗雨泽、陈红娜、高庆鹏、盛彩娇参与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战略研究”课题组
课题顾问：隆国强 课题负责人：张琦 课题协调人：赵福军
执笔：张琦 吕刚 宗芳宇 赵福军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战略研究”课题组（执笔：张琦 吕刚 宗芳宇 赵福军）
来源： 《调查研究报告》[2019年第164号]
大学生心理委员制度优化策略研究
——基于学生需求的视角
摘要：心理委员制度在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融洽班级氛围、化解心理危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学生需求的视角观之，该制度还未充分满足学生的需求。心理委员制度应在理念的转变、心理委员胜任力的提升、心理教育活动内容的深化、活动形式的改进及机制要素的完善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优化，系统地提升心理委员制度的活力，增强心理委员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心理委员制度，学生需求
当下，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的社会变革时期，个体在社会变迁中所承受的压力及个人独特的生命经历都会让人产生心理困扰。大学生正处于“成长的烦恼”期，生活阅历不足、心理不够成熟，还要面对诸如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压力等各种发展性危机，各种心理波动、心理偏颇、心理问题时有发生。对此，心理委员制度无疑为大学生提供了一种维护心理健康、提高心理素质、化解心理风险的制度支持。
一、作为一种必须的制度：大学生需要心理委员制度
心理委员制度是指“在学校班级内专门设立负责心理健康教育的班委成员的制度”[1]。具体来说，就是在校级心理咨询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以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心理委员队伍，即在各个院系设置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在班级设立专门负责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班委会。当下，心理委员制度已成为继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专业心理咨询以外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三大载体，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大学生心理互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对于个体而言，心理委员制度实现了在同喻文化体中大学生心灵的成长。大学生心理委员制度通过同辈心理互助，在运行中构成了一种同喻文化体，使自我教育和同辈教育有了更集中的场域。大学生在此制度平台上互相学习，以心理健康理念的宣传、心理知识的传递、心理活动的体验为手段，习得社会知识、心理知识、价值观念、生活理念与经验，学会情绪管理，逐渐走向心智的成熟；大学生通过心理互助，有意识地对彼此施加积极的心理影响，化解自身的心理困扰，促进其人格健全发展。其次，对于集体而言，心理委员制度能够营造出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心理委员制度通过建立心理素质拓展体系、开展心理健康活动等，将心理健康理念与心理学知识传递给学生，形成对学生的心理支持，进而营造一种积极的心理健康氛围，这种氛围不仅使学生拥有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而且能增强集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构建和谐的班级氛围。再次，在特殊事件处理方面，心理委员制度对于成功化解危机事件具有积极意义。压力与心理问题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压力与功能失调之间的联结并非牢不可破”[2]。只要及时采取有效方法，前者未必就导致后者。心理委员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有效方法与手段，可以成为大学生心理压力与形成心理问题的有效阻隔。作为大学生的心理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委员制度以其覆盖范围的广泛性、发现问题的及时性、操作的简便易行性使其对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与危机性事件能够迅速反应，尤其在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方面效果明显，能够有效阻止心理问题的恶性发展。在某些高校，一些危机事件的成功化解便得益于心理委员制度。
二、心理委员制度中的缺失：学生需求未被充分满足
（一）心理委员制度未完全体现学生的需求
在本研究调查中①，有34%的学生认为当下的心理委员制度在“满足需求层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心理委员制度的最初设计是基于问题模式的，是由应对心理危机开始的，是为指导“在大学生日常活动最频繁的班级中及时发现学生心理危机的存在”[3]。而危机应对的只是个别学生，大部分学生需要的还是普罗化的心理健康教育。这就要求心理委员制度应更多地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而不只是局限于发现学生心理危机的存在。另一方面，心理委员制度的设计是由管理者、教育者完成的，管理者、教育者与学生毕竟存在身份、角色的不同，其很难发现学生某些深层的比较隐蔽的需求。而且，学生的现实需求是生动流变的。在新形势下，心理委员制度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机制来进行回应，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满足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
（二）心理委员在心理知识储备方面未充分应对学生的需求
心理委员制度是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新模式，“此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设立‘心理委员’，把‘委员’建立在‘班’上”[4]。可见，心理委员是此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础。心理委员作为高校心理教育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大学生心理教育、心理辅导、危机干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心理委员的素质决定着整个心理委员制度运行的质量。对于心理委员在班级中的作用，本研究调查发现，有55%的学生认为心理委员在班级中的作用一般，有19%的学生认为心理委员较有作用，只有12%的学生认为心理委员很有作用。另外，还有14%的学生认为心理委员没有作用。认为心理委员在班级中作用一般、没有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心理委员的心理学专业知识相对不足。具体而言，心理委员在品德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但在专业知识方面存在较大缺陷。这一结论也被“对心理委员评价”的结果所支持。调查数据表明，学生对心理委员的评价与心理委员的自我评价趋同，两者均认为心理委员具有优秀的品质。在心理素质方面，即使有心理困惑，大部分心理委员也能通过自身努力解决，并将压力化为动力；在知识素质方面，普遍认为心理委员虽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但其专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有28%的心理委员认为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自身专业技能不够；有31%的心理委员认为心理学的知识储备欠缺是自身任职的最大缺陷。
（三）心理活动内容未能精准对接学生的需求
“每个现代人，一生中都需要接受至少一次基础心理教育，如同学习识字、算术一样”[5]。目前，大学生普遍具有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越来越被他们自己所意识到，尤其是那些过去被遮蔽的需求（如性心理教育的需求），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些需求越来越被他们所认知。但是，当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在内容上并不能完全回应这些需求，心理活动内容还是以学习、就业、人际关系等这些传统的学生心理需求为着力点；而面对大学生新的心理需求未能开展有效的活动，如性心理、网络心理等，尤其是在回应学生性心理困惑等方面，学生认可度也普遍较低。在调研中，高达92%的学生认为心理教育内容不能精准覆盖学生的心理需求；而且有10%的学生认为心理教育没有满足自己的任何心理需求。
（四）心理活动形式未全部满足学生的需求
这主要表现在心理活动创新性不足，受学生欢迎、能够为学生提供精神支持与心理能量的身心愉悦性心理活动较少。目前的心理活动在形式上娱乐性有余、愉悦性不足，还未实现心理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恰当结合，未开发出适合广大学生需求的、能被广泛认可的、乐于被学生接受的具有知识传递、心理建构、精神审美功能的活动形式。调查表明，心理委员在实践中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心理健康活动，如举办心理班会（在全部活动形式中占18%）、做游戏或观看心理电影（占20%）、找同学谈心（占34%）、共享心理方面的文章（占17%）、帮助同学联系专业指导（占7%）、举办心理知识讲座（占4%）等，这些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学生的认可，尤其是心理游戏和心理电影深受学生喜爱。但也要看到，一些心理活动虽然迎合与满足了学生的兴趣，在使学生身心放松、释放心理压力方面效果良好，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心理活动的教育引领功能，虽然其时效性强，但长效性不足，在为学生提供持续的心理能量支持方面略显无力。要保持心理委员制度的持久活力，亟需加强心理活动形式的开掘与创新。
三、心理委员制度的优化：充分满足学生的需求
一种制度观察视角的转变往往会带来新的发现，包括对问题的发现，也会促进该制度与其服务对象的良性发展。要使心理委员制度成为一种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则必须充分回应学生的现实需求。以学生需求的视角分析，心理委员制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优化。
（一）理念优化：深化对心理委员制度作用的认识
心理委员制度在设立之初，主要是作为实现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手段，强调以心理委员为基础的危机干预、快速反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已由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转变为以“心理素质提高”为核心的心理委员制度，其主要的作用也应随之调整为在班级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上来；同时，要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反馈。这既是学生所需要的，也是心理委员通过相关培训及个人努力能够胜任的。
在实践中，减少学生心理疾患仅仅依靠心理委员制度是不够的，发现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也不只是由心理委员这一群体完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通过心理委员制度，学生的心理素质得以提高，其心理知识与问题意识增强；也正是由于学生心理知识与问题意识的增强，增加了及时解决其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可见，心理委员制度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主体要素优化：提高心理委员的专业胜任力
心理委员是心理委员制度的主体。因此，心理委员需要具备优秀的个人品质、心理素质和专业素质。受调查者认为，心理委员队伍的素质，特别是其专业素质是心理委员制度最需要完善的方面。提高心理委员的专业素质可由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对心理委员的选拔、培训、考核与督导，这是提高心理委员专业素质的前提，也是提高心理委员胜任力和相关活动质量的重要因素。二是促进心理委员的自我成长。心理委员的专业成长可通过自我成长来实现。高校有以心理协会、同心圆工作站等心理活动为主体的学生组织。心理委员可以在其中学习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共同探讨心理问题、分享工作经验、进行个案研究，在自我成长与自我教育中提高专业素质与工作能力。
（三）心理教育活动内容优化：提高针对性，全面回应学生心理的新需求
首先，提高覆盖度与精确度，加强心理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与系统性。现实中学生的心理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多维度、多层面的特点。每个年级、每个群体及每个个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求各有不同。心理委员开展心理教育活动时在内容上要有针对性的细分，在覆盖面、侧重点上要应时而变。比如，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特点来满足其心理需求：一是满足大学1年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的需求；二是满足大2、大3年级学生专业发展的需求；三是缓解大4年级学生就业焦虑的需求等。这种有针对性的系统设计能够提升心理教育活动的科学性，使相关教育活动有的放矢、有效覆盖。其次，要正面回应学生新凸显的心理需求，拓宽与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比如，回应学生的性心理教育需求。长期性禁锢的文化环境使我国性心理教育显著缺位，即使在当下，高校性教育也处于探索阶段。性与性心理知识的缺乏，给很多学生带来了心理困扰，甚至是不必要的生理与心理的伤害。对此，心理委员制度恰恰可以发挥同辈教育的优势，在上述方面进行内容开掘。如建立悄悄话工作坊，通过心理知识传播与心理辅导训练，满足学生的需求。
（四）心理教育活动形式的优化：实现三个结合，有效满足学生的需求
心理委员开展心理活动的形式丰富多彩，但学生对心理活动形式的满意率只有34%，49%的学生认为心理教育活动形式一般，还有17%的学生对心理活动形式不满意。这个结果一方面反映出现有的心理活动形式并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需求，大学生渴望新的教育活动形式；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问题不是出在活动形式的种类上，而是出在心理委员如何运用活动形式上，即活动形式对于活动对象是否具有适合性与针对性，活动形式本身是否具有生动性与易接受性等。学生更偏好集教育性与愉悦性于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为此，要在心理活动教育形式上实现三个结合：一是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要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习惯，将心理知识形象化，设计主题鲜明且生动活泼的心理活动，增强活动的吸引力，使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二是传统教育形式与时尚元素的结合。在有效运用现有载体、开发新的教育形式的基础上，将新媒体等时尚元素融入其中，如建立班级心理网站等网上心理支持平台；三是心理活动与思想教育载体的结合。如将心理教育元素融入团日活动及主题班会中，实现心理教育的多载体化。
（五）机制要素优化：增强心理委员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
心理委员胜任力的提升、心理教育活动内容与形式的优化，都需要心理委员运行机制的优化，这涉及心理委员的选拔机制、培训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
1.优化选拔机制。制订严格的选拔标准，将民主选拔和专业考核结合起来。在调查中，学生认为最好的心理委员选拔机制是民主推荐制度，即先由同学推荐，再由辅导员考核任命。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心理学或教育学学科背景的辅导员，并不能保证完全做到正确“识人、知人、用人”，而心理咨询中心也无法深入到各个班级中去选拔心理委员。鉴于以上情况，建议最好由心理咨询中心先对辅导员进行培训，再从被培训过的辅导员中以民主程序选拔出心理委员。现在一些高中也实行了心理委员制度，所以可以优先考虑在中学阶段做过心理委员并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学生。
2.优化培训机制。一是开发校本化培训教材。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因校制宜制定健康教育教学计划”[6]。目前，高校并没有统一的心理委员培训教材，因而开发校本化的培训教材很有必要。每个高校的具体情况不同，学校氛围与学科差异也会使学生的心理特点有所差别。特色化、校本化的心理培训更适合本校特点，更有针对性，可以满足本校学生身心发展的个性化需求。二是进行培训细分。在对心理委员统一培训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问题、不同人群做分年级、分人群（男女心理委员）、分时点（如春秋两季心理问题多发期）的培训，使培训具有系统性、针对性、持续性、时效性。比如，为满足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需求，培训可与各年级的心理教育内容相适应，采取推进式培训：一是大学1年级适应期的心理培训；二是大学2年级转变期的心理培训；三是大学3年级成熟期的心理培训；四是大学4年级焦虑期的心理培训。
3.优化考核评价机制。一是实行360度绩效考评。现在，高校对心理委员实行双重管理，即心理咨询中心及院系对心理委员实行不同层面的管理。所以，对心理委员的考评可引用360度绩效考评模式，即实行个人自我评价、同学评价、辅导员评价、心理咨询中心评价等多维评价，划分权重，最后得出评价结果。二是考评以激励为主。对于心理委员的专项考核评价要避免惩戒式思维模式，要以激励为主，以认同与彰显优秀来激发心理委员的工作热情，加强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例如，举办“阳光大使”“十佳心理委员”评选活动等。评选过程既是对心理委员工作的考察，也是大家对工作经验的交流与分享；既鼓励了优秀的心理委员，又使全体心理委员受到激励与感召，从而进一步明确自身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本研究选取了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6所高校，自制《大学生心理需求及心理委员制度现状调查问卷》，共发出问卷660份，回收有效问卷625份。本文中的数据均来自此项调查。
作者简介：才立琴（1973年-），河北乐亭人，法学硕士，中央财经大学宣传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 中央财经大学 才立琴
来源： 《现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