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国模式”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40年回顾与展望

发布时间:2020-12-30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创立40年来,经历了探索与试点、改革与发展两个重要阶段,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40年来,高职教育改革成就卓著:统一管理运行高效,改革路径逐步清晰,制度保障渐进完善,能力社会逐渐形成。展望未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高职教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战略;现代高职教育体系的持续完善,使得高等教育结构调整获得突破,达到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国高度;形成由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有活力的高职教育市场三个维度构成的高职教育中国体制;专科高职教育类型特色更加明显,达到国际水平,形成中国品牌;本科职业教育将创造新理论,向世界高等教育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中国模式”,三维教育体制,40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赣南原中央苏区乡村职业教育发展与反贫困问题研究”(CJA160194),主持人:谢元海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现代高职教育创立40周年。40年来,高职教育快速发展,为我国普及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推倒了横亘在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围墙”,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更加接近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倘若我们能够在对高职教育发展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高度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巨大的能量转化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一、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历程

(一)高职教育的探索与试点(1980-1998年)

1.职业大学的探索

现代高职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发展和学生升学的强烈需求下,一些地方根据当时国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专科层次高等教育的政策,创立了短期职业大学。最早创办的短期职业大学是1980年8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创办的金陵职业大学[1]。此后几年,全国各地共创办了128所短期职业大学[2],这些职业大学与当时国家包办的大学办学体制不同,实行“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办学制度,开设的课程带有一定的职业性。但是,因其类型特色不明显,原国家教委认为,职业大学在高职教育上的探索并不成功。这一判断的原因,需要从当时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说起。1985年中央提出,“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着重加快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3]。经过几年发展,专科学校数量、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都有明显提高。“但是,普通高等专科教育事业的现状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专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仍然是比较薄弱的部分,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4]因此,在两年调查的基础上,1990年国家教委在专科教育改革会议上提出职业大学“分流”发展的意见,即“现有大多数短期职业大学……与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区别甚微……办学部门应根据本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认真研究这些学校的办学方向。一部分应办成以培养高级技艺性人才为目标的高等职业教育;一部分……可以明确为普通高等专科学校。”[5]

2.高职教育的试点

在职业大学办学探索的同时,我国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6]、“积极推进现有职业大学的改革,努力办好一批培养技艺性强的高级操作人员的高等职业学校”[7]的号召。国家教委先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试点。

1985年7月,国家教委首先采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使用的五年制模式,在上海电机学校等3所中等专业学校基础上试办五年制技术专科学校[8],探索五年制高等技术教育。1994年和1996年,国家教委分两批共批准18所中专学校试点五年制高职班。其次,1987年和1993年,国家教委两次在改革成人高等教育的文件中提出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要求。期间,上海、天津、沈阳、江苏、河北等省市办学条件较好的职工大学最早试办了成人高职班,至1997年国家教委已分批批准380所成人高等学校举办高职班[9]。第三,1990年专科教育改革会议明确提出,专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中本科之下的另一个相对独立、不可缺少的层次,它的任务是为我国经济建设培养应用性专门人才,改革的方向是弱化理论教学,强化实践训练。此后,国家教委分4批共对216个专业开展了教学改革试点工作[10]。第四,1991年,国家教委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工业学校基础上举办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试点高中后三年制职业教育。1993年,深圳市创办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第五,本科学校的职业技术学院也举办了高职教育专业。试点期间,从1989年开始,国家教委、国家外经贸部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简称CIDA)在我国开展了“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项目”(Canada China College Linkage Program,简称CCCLP)。这个项目对试点学校成功移植北美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很大帮助。经过几年试点与探索,高职教育形成了“高等学历教育+职业能力培养”的教育模式。在以上多种学校试点基础上,经过广泛讨论,1995年国家教委内部在高职教育的性质问题上初步达成了共识[11]

3.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成功移植

经过职业大学、高职、高专、中专、成人高校和本科学校10多年的探索与试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移植了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CIDA利用CCCLP项目合作机会,多次派专家向我国职业教育界介绍基于能力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简称CBE)的DACUM(Develop a curriculum)课程开发方法,对当时的高职教育教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方法根据实际岗位工作能力的需要开发课程,“CBE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以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的教学体系……最大特点是整个教学目标的基点是如何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能力,因此目标很具体,针对性强……由于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把各项岗位要求进行系统分析,再组成一系列教学模块或单元,使不同起点、不同要求的受教育者都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取舍,所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12]由于传统学科体系思想影响较深,许多学校开发的DACUM表在转化为实际课程时对原来课程体系改变并不大。当时,国家教委最早批准的4所高职试点学校都采用了这种方法,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因在DACUM表转化为实际课程时效果最好,后来成为国家教委推荐的全国学习典型。该校“自1992年下半年起对汽车工艺与维修专业采用系统分析方法,编制出技能分析表……最后确定18项综合技能、85项具体技能……提出85份具体技能分析表。汽车专业93级教学计划即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的总体设计……采取模块式教学”[13]

经过几年试点与探索,高职教育形成了明显的特点: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应用技术人才为目标;培养方案设计以技能培养为主线,强调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设计以应用为主旨;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具有“双师”素质的高职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人才培养途径强调与用人单位结合、与实际劳动结合、与实践结合。能力本位教育模式的引入,对于改变我国高职教育中学科本位课程体系,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4.高职教育发展的方针和政策

在取得共识的同时,国家教委开始研究在全国大规模发展高职教育的方针和途径。当时国家还比较贫穷,没有财力新建大量高职院校,而且高专学校、成人高校、职业大学都需要转型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决定把这些学校的转型与发展高职教育结合起来[14]。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三改一补”发展高职教育的方针,即通过现有职业大学、部分高专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改革办学模式,调整专业方向和培养目标来发展;在仍不能满足需要时,可利用少数具备条件的重点中专学校改制或举办高职班等方式作为补充。后来,国家教委高教司在此基础上提出多渠道、多模式和多机制发展高职教育的新方针(简称“三多一改”),即“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学校、民办高等院校都可以来探讨这个问题……高等职业教育可以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宽窄专业结合,招生对象和学制都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多种机制办学,可以国家办也可以民办”[15]

1997年,国家教委对高职学校的设置标准和校名进行了规范,新设高等职业学校一般称为职业技术学院,可根据学校所在地、隶属关系、学科门类等因素冠以某些适当的限定词[16]。当年,首先批准了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挂牌。这两所学校因职业教育办学特色突出,成为当时全国职业院校学习的典型。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一时期,由于思想认识、历史传统、管理体制、办学经费等问题,高专学校、高职学校、中专学校、成人高校、职业大学和本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高职教育,并没有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因此,统一思想,共同发展,成为高职教育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

(二)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99年至今)

1.第一轮改革与发展:规模扩展与基本建设(1999-2005年)

1998年5月,教育部在内部机构改革中将原来分属于高教司、职教司和成教司的高职高专学校全部划归高教司管理,从此高职教育进入统一协调管理的改革与发展阶段(2012年又划归职教司统一管理)。在这一阶段,除了按照“三改一补”“三多一改”方针发展教育规模之外,高教司主要进行了办学方向定位和基本教学改革与建设,为此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奠定了基础。

1999年1月,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揭开了长达6年的高职教育规模高速扩张的序幕。新的管理模式扩大了省级政府举办高职教育的权力和责任。新的运行机制实行以学生缴费为主,“毕业生不包分配……由举办学校颁发毕业证书”[17]。同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高等教育大扩招的目标,此后几年高职教育规模快速发展。1999年11月,教育部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高职高专教学工作会议,宣布进行第一轮改革与建设。

会后,教育部决定从中央部委院校高职、高专和本科院校职业技术学院中“挑选30所现有学校建设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主要支持“实验、实训场所建设;师资及管理人员的培训”[18]。此后3年,教育部分两批共批准31所学校开展示范院校建设。2000年3月,国务院将专科层次高职院校设立审批权限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人民政府[19],为此后几年高职教育规模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同年6月,教育部启动高职高专院校专业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此后5年共批准4批415个专业进行试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就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20]。2002-2004年,教育部分三次先后召开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会议对于高职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导。

2.第二轮改革与发展:示范建设(2006-2015年)

在第一轮改革与发展基础上,2005年10月,国务院提出,把职业教育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实施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拉开了为期10年的第二轮改革与发展序幕。2006年11月,教育部提出“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21]的要求。同月,教育部、财政部提出示范性院校建设目标和主要内容。这次建设分三批最终选出100所示范院校建设单位和9所重点培育(扶持)院校。2010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再次提出,新增100所骨干高职建设院校单位进行建设。经过10年建设,199所院校通过验收。同时,各省、市、自治区还建设了省级示范高职院校。示范建设大大提高了高职教育的办学实力,带动了高职教育整体的快速发展。

3.第三轮改革与建设:创新发展(2015年至今)

为完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还没有进入“十三五”时,我国就提前启动了第三轮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2014年2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5月,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描绘了全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建设的蓝图,吹响了新一轮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号角;8月,教育部提出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探索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双主体育人的新模式。2015年10月,教育部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指出此后3年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施计划。同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提出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方向转变的试点要求。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教育扩招100万人,主要面向退伍军人、新型农民等社会人员。同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计划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5月和12月,教育部先后共批准21所高职学校升格本科院校,试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高职学校升格与本科学校转型两个路径同时进行,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二、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成就

(一)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和规划是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从高职教育发展史来看,教育部的统一领导是高职教育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1998年以前,多部门拥有高职教育管理权限,认识的不统一影响了试点和探索。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需要和人们对高等学历教育的强烈需求,举办了职业大学,但其职业教育特色不够鲜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职教司试点了专科技术教育和高中后高职教育,在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上形成共识;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教育部(或国家教委)成教司管理的成人高校举办了高职教育试点班,扩大了高职教育队伍,但偏重学历教育;90年代,教育部高教司管理的高专学校受到传统发展路径束缚,改革速度缓慢;90年代末,本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高职班,受学科课程影响较大。虽然1995年国家教委曾建立协调小组,但是协调效果不佳。1998年5月,国家教委内部机构改革后,高职教育统一划归高教司管理,从此高职院校与高专院校共同进行高职教育改革。

统一领导主要解决了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的认识分歧,但是没有解决教育行政部门与高职院校之间的认识分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最终建立消除了这种分歧。在从1983年国家提出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到2014年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简称《规划》)的20多年时间里,许多高职学校为升格本科院校不断努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规划》发布后,有升格想法的高职学校数量大大减少。2019年3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双高计划”,为此后5年高职教育进一步发展规划了新蓝图,彻底打消了高职院校升格的念头。从最近20年发展史来看,国家的统一规划也是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

(二)高职院校持续的创新发展是高职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关键

20世纪80~90年代,国家教委职教司为了弄清“什么是高职教育”,选择了4所学校开展高职教育试点。这些学校在职业教育受人鄙视的社会背景下,解放思想,改革原来的学科教学模式,创新发展职业能力教学,很好地回答了国家教委的问题。以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借鉴加拿大CBE教育模式,进行课程设置改革,改变了传统的老“三段式”教学体系(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形成了新“三段式”课程体系(公共课、专业理论课和实践课)。2002-2004年,教育部连续三次组织召开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推广高职院校有鲜明职业教育特色的教育模式。以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该校通过校办产业的企业化运作将科技转换为生产力,“他们始终抓住了‘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使学校处处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22]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就“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探索实施以学生学习成效为导向的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入推进……‘六个融合’,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职业生涯拓展能力和幸福生活创造能力”[23]

(三)渐进式改革是实现高职教育从量变到质变的路径选择

与激进式改革相比,渐进式改革的优点是兼顾发展与稳定两方面因素,从总体改革效果来看发展脚步稳,发展效率高。在我国现代化历史上,但凡成功的改革大都采取渐进方式,高职教育发展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为弄清“什么是高职教育”,国家教委职教司组织中专学校逐步开展试点与探索,花费10年时间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1985年,国家教委批准上海电机学校等3所中专学校开展五年制高等技术教育试点;1991年又批准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进行“入学双起点,毕业双证书”试点。1995年,国家教委职教司多次召开会议,总结试点经验,在几个基本问题上形成共识。

1998年后,为办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教育部高教司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与建设。1999年11月,教育部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高职高专教学工作会议,统一了改革方向,此后5年进行了教学基本建设和办学特色建设。2005年10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后,教育部迅速组织开展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作。经过10年改革与建设,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类型教育特色凸显。2015年10月,教育部要求加快进行优质院校建设。如今,300多所国家优质专科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得到加强。2019年4月,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双高计划”,再次启动高职教育的质量提高计划。5月和12月,教育部先后共批准21所高职学校试点本科职业教育。渐进改革,稳步推进,已经成为高职教育最佳发展路径。

(四)体制机制创新是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制度保障

校企合作无法取得突破,是多年来高职教育改革难以真正进入“深水区”的痛点。1999年前,许多高职院校属于企业、行业、部门的一部分,人才培养主要为本单位服务,校企一体。1999年教育体制改革后,高职院校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机构,与原来所属单位分离,学生实习成为学校自己的事情,与企业、行业无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4]。要求学校转变思想观念和内部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与企业共同培养人才的新体制。2014年6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发布后,国家已经做出多项制度安排。比如,2008年教育部等12部门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如今大赛制度逐步在职业院校中形成,带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全面改革。再如,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后,各部门迅速启动,开始建立校企协同育人的制度。2019年4月,“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即1+X证书制度试点)启动。这些新的制度安排正对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产生深刻影响,政府主导的体制机制创新正在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制度保障。

(五)持续的改革与建设对于我国从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人才制度转变角度来看,我国的现代化也是从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职院校经历了相当痛苦的抉择。20世纪80~90年代,一方面经济发展要求高职院校培养大量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在许多行业和部门,高等学历与高技术技能相比能为个人带来更多利益。因此,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段时间里,在发展遇到多重困境的情况下,许多高职高专学校提出升格要求,严重影响了改革与发展。针对这种情况,2002-2004年教育部连续3年在全国高职高专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上提出高职高专学校的办学定位问题,并指出改革的方向。此后10多年时间,教育部组织高职高专学校开展了多轮教学改革与建设,从示范院校建设和骨干院校建设,到优质院校建设,再到双高计划。持续的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高职高专院校升格的想法和做法,为我国从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赢得了时间,做出了贡献。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未来走向

根据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发展节奏判断,高职教育将会在最近10年时间里从引进借鉴全面转向自主创新,形成高职教育的“中国模式”。

(一)进入宏观调控领域的高职教育,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在稳定和扩大就业部分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25]通过高职扩招政策,与就业密切相关的高职教育已进入到国家宏观调控领域[26]。未来5年,是我国制造业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历史跨越关键期。然而,全球新冠疫情肆虐,外需渐进疲软,国际经济形势持续向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提高高职教育的地位,要求其承担越来越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责任。未来一段时间,随着国家“双高计划”的稳步实施、各地改革措施的落实和学校内涵建设的持续推进,高职教育必将更多承担起制造业转型升级、青年和大众就业的多重重任,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高职教育体系走向完善,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

未来几年,我国现代高职教育体系将不断走向完善。从层次结构上来看,专科高职教育类型特色鲜明,形成中国品牌;本科职业教育模式初步形成,规模初现;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初步建立。从体制机制上来看,产教融合、技能大赛、现代学徒制、1+X证书制度等职业教育的重大政策、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更加完善,行业企业广泛参与。

高职教育体系的完善,促使高等教育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内部来看,现代高职教育自成体系,协调发展;从外部来看,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的崛起,使得高等教育结构得到优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大提高,与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和美国高等教育行动计划相比,达到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国高度。

(三)形成由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有活力的高职教育市场构成的高职教育新体制

20世纪80~90年代,在高职教育试点探索阶段,其多头管理的现实导致改革思想不统一,影响了高职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效果。其后,多头管理转变为统一管理,体制改革使得高职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近年来,随着高职示范院校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职教育正在形成在国家战略决策指导下,在地方政府持续推动下,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办学,私立院校群体与公立院校群体竞争,专科院校与本科院校竞争的市场格局,形成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高职教育市场的三维体制。未来一段时间,这种市场格局逐渐成熟之日,就是高职教育新体制形成之时。

(四)专科高职教育类型特色更加明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计划用15年时间,使高职教育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展,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标准。同年4月,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双高计划”,成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最重要的品牌建设行动,该行动及此后的升级行动很可能会在15年左右时间内确立起专科职业教育的中国品牌。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产生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职院校,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

(五)本科职业教育加速发展,将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教学理论

我国高职教育从探索试点到规模扩展,再到示范院校建设和优质院校建设,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目前采用的“高等学历教育+职业能力培养”的模式,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存在教育投入过大、投入产出比不高、教育效果不理想等缺点。现有教育模式的这些问题,对职业教育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不宜再用这种模式发展本科职业教育。因此,自2014年我国明确提出发展本科职业教育的规划以来,一些高职院校、本科职业学校和应用本科学校已经在积累本科办学实践经验的同时,开始构建区别于高等工程教育和高等技术教育的职业教育理论。根据高职学校试点本科职业教育情况[27]判断,新教学理论的初创期可能在未来5~10年时间。这种理论可能考虑以下几种因素:高职学生的能力层次、心理和素质成长特点,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应用状况,人才培养的制度成本、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和社会效益等。

综上所述,高职教育“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有:稳妥高效的三维教育体制、完善独立的教育体系、特色鲜明的教育模式、支撑产业的职业教育人才。如果说英国职业教育是以证书体系为主体,澳大利亚是以TAFE体系为代表,美国是以社区学院为特色,德国是以双元制为特点的话,高职教育“中国模式”就是以三维教育体制为主要特征。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在高职教育体制中对教育市场实行弱干预[28]不同,我国实行的是强干预。我国的体制比发达国家多出战略性中央政府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两个维度,就是说,我国各级政府在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战略规划和指导作用,比发达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强的多。一强一弱,就会使得高职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大不同,强干预性的高职教育有利于保证其始终能够成为支撑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职教育40年发展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简介:刘彩琴(1964-),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高职教育管理;郭俊朝(1974-),男,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史。

 

作者: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刘彩琴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郭俊朝  来源: 《职业技术教育》2020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