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学课堂该如何消灭“水课”
2.新时代的好大学：有高度还要有温度
3.超八成受访大学生表示选修课不只为学分
大学课堂该如何消灭“水课”
上课铃早已响过，北京某高校某教室里已经趴倒了一大片，只有少数坐在前排的同学依旧“坚挺”。新学期，记者探访部分高校课堂，发现与选课时热火朝天的景象相比，不少学生“费尽心力”才抢来的通识课堂上，却是一片死气沉沉。
选而不修的尴尬从何而来？本由学生自主选择、旨在激发其个性志趣的通识课堂，怎就和“水课”画上了等号？挤去这本不该存在的水分，又该从何下手？
选而不修的尴尬
按照培养计划，大学四年里，天津某高校学生张欣然完成147个学分才能毕业。这其中，除了校院两级的公共必修课程73个学分、专业必修课程33个学分外，她还需要完成26个学分的专业选修课程和15个学分的任选课程。
“几乎每所大学都会流传一本‘水课大全’，我这41个学分的选课关键就是看好不好过、给分高不高、老师点不点名。”张欣然告诉记者，每到选课季，符合上述要求的课程总会被同学们一抢而空，而对于那种“要求多、给分严格”的课，大家都是“有多远躲多远”。
“‘科学通史’平时不点名，考试划重点，分数还好；‘体育欣赏’节节点名，上课看电影，期末交论文……”记者登录一些高校论坛发现，这些在学生间流传、更新的“水课大全”对上课内容、给分情况等都有细致详尽的描述，有的甚至长达几十页。
“有些课光听名字就没什么兴趣了。平时的课业压力已经很大了，选修课能轻松过关就好。”张欣然坦言，自己没有翘课，已经算是勤奋的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早就是传统。”
选而不修，有的学生是因为根本没把选修的通识课当回事，还有不少同学是因为没能从课上学到自己原本想学的知识。
这学期，北京某校的大二学生张林选修了一门“生活中的地理学”课程，可没上几次，就打起了退堂鼓：“我是学英语专业的，本身就是零基础，原以为这门课程会根据选课学生的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可上起课来却觉得老师好像还在上专业课，讲述内容也多是气象、地质灾害等专业内容，感觉和现实生活离得有点远。”
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看来，这些“水课”正是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在大学里面，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通识课缘何变“水课”
在新雅书院2016级学生开学典礼上，甘阳表示，书院过去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消灭水课。
事实上，随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成为热点问题。早在2015年11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就成立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近年来，与新雅书院类似，复旦学院、浙大求是学院等也相继成为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试验田。
一面是在通识教育领域不断发力的中国大学，一面却是对教学内容不买账的学生。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很多同学信奉‘GPA（平均学分绩点）至上’。不少人认为奖学金、保研、留学等远比一节课带给大家的知识更重要。我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得低分。如果这门课好，但给分严格，我会旁听，但不会去选。”张欣然告诉记者，“功利性选课”是影响大学生宁选“水课”不选“硬课”的重要原因。
“部分教师对待选修课的态度不认真，因人设课、从简开课，很多老师的教学内容不能及时更新，甚至和现实脱节，导致学生不愿意学。”从事教务工作十余年，长春某高校教师郑丽对这种现象颇为无奈，“还有的教师为吸引学生选课，给分随意。这种没有标准的考核也对学生产生了误导。”
此外，也有教师告诉记者，目前高校对选修课程的论证、评价机制过于简单，“现在开什么选修课，往往由任课教师或开课院系决定，缺乏针对学生群体的严谨调查与论证；而在课程评价方面，也主要采用学生评教，那些要求严格、难度较大的课程往往会被学生抛弃，形成恶性循环。”
甘阳认为，这是因为教与学的基本心态出了问题。“在长期的唯专业主义的影响下，学生会认为‘这反正不是专业课’，他首先就不重视。老师也会认为‘反正你不是我自己专业的学生，你爱上不上，随便’。最重要的是，在这些非专业课上，老师一般不敢对学生提出严格的学术要求。所谓‘水课’其实就是没有学术要求的课。而美国大学所谓的通识课和专业课，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都需要你付出极大的努力。”
建立评价退出机制，为课程“脱水”
“能激发兴趣、培养品位的才是好的教育。如果不能激发兴趣，说明这种所谓的教育只是展示知识、演示技能，没有触动学生的心智结构。”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认为，必须要在如何开课、开哪些课上下功夫。陆一表示：“如果越上学生越感觉到有深意，逐渐触碰到了自己原先没有打开过的新世界，攀登上了原先没有站立过的新高度来看问题，兴趣和意义感便油然而生。不在激发兴趣的实质上下功夫，却标榜给学生很大的选择自由，其实是在逃避教育责任。”
“应该砍掉现有的一部分课程，不能‘把通识教育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亚群说，“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必须精选通识课程、改善课程内容，课程质量提高了、对学生真正有帮助了，吸引力自然也就上来了。”
除开课环节要严格把关、精心设计外，采访中，不少专家建议，还要建立课程监督、评价和退出机制。
此前，复旦大学表示，将在新学期进行新一轮课程改革，集中清理一批不符合人才培养需求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其中包括一些因人设课或是质量不达标的课程；对于新开高质量课程的教师，还将予以最高可能达数十万元的重奖。据了解，这也是国内高校首次集中清理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不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表示：“一是要有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精心开课，尊重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同时也要符合学生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工作量而上课，或者为了满足学分要求而选课；二是要有科学的评价机制，改变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的方式，使教学成为探索、发现、思想碰撞和分享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搬运过程和监督搬运的过程。”
还有专家告诉记者，目前也有部分高校在教师评分体系上制定出更加详细的标准，杜绝教师给分手松的行为，对打分不符合标准的老师进行提醒，并且还对课程作业、试卷进行留档，定期抽查是否符合评判标准：“鼓励同学们通过努力学习，而不是投机取巧获得好成绩，增加了给分的公平感。”
陆一认为，消灭“水课”，实证调查与科学评估同样必不可少：“在复旦大学，我们通过与大学核心课程委员会、模块负责人、教师和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生等各个层面的深入讨论，研制了‘高能课：中国大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测量·诊断·评估·改进’工具。该调查工具设计了十一项核心可比指标和五项可选高阶指标，能够多角度刻画出每门课程、各模块及总体通识课程的教学质量。在调查数据的使用方面，基于指标数据生成‘吹水指数’和‘刻苦指数’，提倡教学质量要由师生共同负责，直观地筛查出几种高效能课程和‘水课’等低效能课程，并一一对应给出教学支持与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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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修课缘何成为校园“爆款”
北京大学：游戏产业高管成“电子游戏通论”授课嘉宾
这个学期，北京大学新增了一门面向全校的选修课——“电子游戏通论”，原定每堂120人的名额增加至近200人。这门课程并非教学生打游戏，而是通过教授游戏发展史、游戏产业规划、健康游戏心理等让学生清晰了解电子游戏的发展规律、游戏产业的开发与运营，理解业界存在的风波和存在的问题，很好地适应了当下游戏业发展的兴盛势头。据了解，课程还邀请了腾讯、网易旗下的游戏高管作为授课嘉宾，以《王者荣耀》等热门游戏作为案例，大大提高课程内容的趣味性。
云南艺术学院：“中国墓葬文化”呈现社会发展史
从2011年至今，云南艺术学院教师杨洋开设的“中国墓葬文化”就一直是该校人气爆棚的选修课。每到选课时，短短两分钟内，100多个上课名额往往两分钟内就会被一抢而空，还有很多学生蹭课，能容纳150人的教室常常来了近200人。杨洋表示，墓葬文化其实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墓葬作为考古调查发掘的对象之一，其所提供的资料远远超过了墓葬本身。墓葬中还保存着历代无数的艺术品，它们所呈现的就是一部社会发展史。”
浙江大学：“炼丹课”推广中医药知识
自2010年秋季学期，浙江大学药学院教授王毅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通识选修课“从神农本草到现代中药”，被学生戏称为“炼丹课”。该课程旨在展现中医药现代化的一些成果，普及推广中医药知识。此外，除了常规的基础药理知识学习以及中药药材的采集辨别外，在课堂上学生们多有动手实践机会，如参与制作中药等。
电子科技大学：“知味”品出中国味
2015年，电子科技大学开设了一门烹饪公选课程“知味”，专门给同学们介绍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和烹饪原料知识，教同学们川菜的制作工艺，学生可以学到包括回锅肉、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龙抄手、担担面等四川特色美食的做法等。学校特聘的专业老师罗恒还特地花了4个月的时间，为该课程编写了同名教材《大学生素质教育丛书：知味》。学校食堂专门建成了实践中心，能同时容纳50名同学动手炒菜。
美国部分大学怎样开设通识选修课
哈佛大学：宽基础、综合化、重实践
美国哈佛大学共开设通识课程185门，分布在审美与诠释的理解、文化与信仰、实证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等八大模块之中。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并突出强调跨学科课程、多学科课程的学习，给予学生更宽广的知识覆盖面。
麻省理工学院：难易程度不同的系列选修课建设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原有选修课类别加以整合，整合后主要由8门科学技术类和8门人文社科类两部分组成。其中，科学技术类课程包括3门必修课和5门选修课，人文社科类课程包括4门基础课和4门高级课程。这种系列选修课可以避免学生在通识课程学习中蜻蜓点水、过于肤浅的通病。
斯坦福大学：以能力为基础的通识教育
美国斯坦福大学2013年开始实施新的通识教育方案，包括思维与行为方法、有效思考、写作与修辞、语言等四类必修课，打破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三大学科领域，旨在培养学生深度阅读、熟练写作、有效交流与批判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建立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
作者： 邓晖 张雅凌 来源： 《光明日报》2018年04月10日
新时代的好大学：有高度还要有温度
编者按：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大学已经具有一定的发展高度，在世界范围内不再是仰望者的角色。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2017年底在第十九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说，“我们今天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晋升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另外，其他中国顶尖大学也在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持续保持上升态势。这说明通过这些年的建设，我们有些大学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指标意义上的高度。但衡量新时代的好大学，除了“一流”“双一流”等突显高度的话语之外，还不应忽略另外一个度——温度。
1.缺乏温度的大学不是好大学
什么是大学的温度？温度体现在大学的大小事务中，难以一言以蔽之。在展开论述之前，仅举一例说明。2017年，甘肃定西残疾考生魏祥致信录取他的清华大学，希望学校能体恤他身体残疾所带来的生活不便，安排一间陋舍以便其求学时得到母亲照顾。清华没有以不符合管理规定拒绝他，而且为他提供了更加全方位的帮助。更感人的，还有清华那封洋洒千言的回信——“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这就是大学的温度——以人为本而不墨守成规，深情勉励如春风化雨，让学子深深感受到大学的人文关怀，再大的困难也能挺过去。
然而，如清华回信的这般温情时光，在如今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大学中委实不多。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于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教育主管部门和学界也作过很多解读，但基本都是从大学发展之高度来解读。笔者认为，解读之本身即体现了对大学的高度与温度之间的“不平衡”，而且仅从高度来看解读也还是“不充分”的。从高度来看，大学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更多是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意味着有些获得更多资源配置的大学已经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但是，从温度来看，则所有的大学都存在不充分的问题：还在起步阶段的新建本科大学可能因为发展的粗放而无暇顾及温度，获得重点支持的“双一流”大学又可能因为全心投入科研竞赛而忽略温度。如今大学排行榜众多，但评价大学的指标还是惊人的一致——都只奔着高度去。可是，光有高度而缺乏温度的大学，可能称得上一流大学，却还不足以成为好大学。
大学温度的感知者，首先来自于学生。如果学生入学后，多数课程都是上百人的大班教学，老师一上完课就走人，师生之间基本没有交流的机会，很多人大学几年都像无名氏一样飘过；到学校管理部门办事的时候，经常是排队苦等甚至遭遇轻慢态度；毕业的时候，典礼上接受嘉奖的也只是个别冠以“优秀毕业生”之名的学生，而更多的人除了获得一纸证书和数张合影之外，很难感受到大学对即将远行的学子的祝福和仪式的意义。那么这样的大学，显然是缺乏温度的！如果这些人没有在大学里收获感动和温情，即便以后他在社会获得成功，也很难想象他会对大学感恩，更不愿意为社会传递温度。
大学温度的感知者，还来自于教师，而且教师很大程度上还应是大学温度的传递者。但如果评价体系整天都是计算论文篇数和点数，比较课题级别，比拼人才头衔……在过分量化生产和竞争的环境下，大学教师们不但难以感受到学术的乐趣，也不会感受到大学的温度，更不愿意传递温度。笔者曾经调研过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关于科研和教学的时间投入比例，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7∶3，甚至更高，科研的压力大到令大家都吝于挤出时间和学生交流。当然在全球都陷入学术锦标赛之背景下不仅只是中国大学如此，哈佛大学哈瑞·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中便写道：“任何分析了研究型大学的聘用和晋升标准的人都会产生疑惑，他们的疑惑不在于教授们为何如此不关心学生，而是在于在如此缺乏激励和奖赏的情况下，为何还有教师在关心学生。”
2.有温度的大学会孕育出新高度
大学温度下降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对大学使命的曲解。大学的使命乃是传承和创新，然而如今我们对于大学使命的理解，却过于偏重创新而忽视传承。而实事上，传承不仅饱含温度，还孕育出新的高度：善良、正义和勇气这些温暖真实的人性，因大学传承的温度而具有恒久价值。这也是大学区别于以创新为主的科研机构之处：传承与创新得以兼容，高度与温度得以并存，这才是大学之“大”。
只注重大学的高度，是一种短视的做法。有温度的大学会孕育出新高度，而这种高度往往不是即时性的，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大学培养的只是“准人才”，经过社会历练和创造工作价值后才真正成为人才。前文所述的清华回信事件，公众记住的不是高不可攀的理工清华，而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水木清华。而从这次事件中获得的感动，不但激励了魏祥，也激励了天下如魏祥一般被命运折磨的人，激励他们重获新生，为社会贡献专业力量和正能量，温度因此得以转换为新的高度。我们说西南联大人才辈出，也并不是说他们在学期间所获得的高度，而主要是因为他们走出校门为社会所贡献的高度。这种高度，也更多是孕育于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到大学在努力为中华民族赓续文脉所表现出来的温度，这种温度不但为他们后来创造出新的高度储备了足够热力，也为民族之崛起积攒了巨大能量。
再举中国师范院校的例子以观之：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意见明确，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新时代重新强调“师范”并非只是旧调重弹，而是在师范院校普遍面临发展价值危机的背景下正本清源。之前，在大学评价科研导向加重的情况下，很多师范大学都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片面追求科研之高度。但是，师范教育作为教育事业之“母机”，最宝贵的价值恰恰是更加强调传承的温度，这个温度所影响的不仅只是师范院校内部，更会影响到整个教育事业。李军教授在其英文著作《追求世界一流的教师教育？政策实施中国模式的多维视角》中提供了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师范教育，认为独立建制的师范院校体系是保障中国教师教育专业性的最好体现，在全球范围中有着独特价值。也即为国家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培养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教师乃是中国师范院校的最大价值所在，而非和研究型大学拼科研。全球学术锦标赛制趋势下正在抹杀一些行业大学的价值，不少师范大学甚至花重金“请枪”甚至“请外援”——聘人专门做研究而不用教学。这带来的问题是，发表了很多外文论文，但对真正改进当地的教育实践基本没有多少帮助。可是，师范院校如果不能在人才培养以及支持教师职后教育方面与所在区域有很密切的联系，师范院校的老师如果和中小学之间缺乏融洽的合作和关联，师范院校的温度价值将越来越弱，从而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声望和存在意义。因此，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师范体系的价值——师范院校当然也应有科研的高度，但更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以其更重传承的温度去孕育出未来教育的新高度。
3.新时代中国大学如何“高度与温度”兼备
重思大学目的，从造“器”走向育“人”
1926年，梁启超曾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上批评当时大学过于注重知识教育的弊端——学校只是一个贩卖知识的地方。1948年，另一位清华教授冯友兰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讲并直陈：大学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人，而不是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随着现代化的演进，他们当年提出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各种教学和课程改革，但遗憾的是大学总是琢磨教学之“术”，而对育人之“道”缺乏思考和改进。因此，在新时代重思大学之目的，有着更加迫切的意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塑造整全的人，实现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教育。若我们的大学教育只是注重生产工具性的“机器”，以就业率、考研率来拼高度，而不重视生命成长，那么大学培养的人和人工智能有何区别？人工智能可能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但却不应是新时代大学培养人的方向。
重识大学使命：传承和创新并重
厘清从造“器”走向育“人”的大学目的后，下一步要思考的便是如何“育”人。传承与创新皆是大学之使命：大学的创新多来自于科研，这是其高度所在；但传承主要来自于教学，这是其温度所在。大学的育人功能更多是依靠教学中的传承来实现，大学教学关系中师生、生生交往的美好体验和绵延不绝，是大学最弥足珍贵的价值。因此，缺乏足够诚意和投入的教学，会让人对大学的存在价值产生怀疑。英国教育家纽曼曾在《大学的理想》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大学为什么应该有学生。”即便是在最早掀起大学科研之风的柏林大学，其首任校长费希特亦着重强调：“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即以人为本。”新时代中国大学对于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课程的重视已经渐成共识，意味着教学开始越来越得到重视。但是这还不够，不是仅靠大学努力便能奏效，还需要政府和大学在行动上有更多的共识：政府不再只是需要大学在排行榜上的排名装点门面，各种指令便能减少，大学教师便能有更多的精力和动力投入到指导学生身上，大学的温度便会回暖。大学温度的提升是系统工程，是大学和政府、社会的外部良好互动的体现，是大学内部师生之间、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之间良好互动的体现。
重塑大学形象：“高”“温”之城
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曾描述过大学形象之变迁：从曾经的“乡村”发展到“市镇”，再到当代大学已成为一个五光十色的“城市”。这个著名的大学隐喻其实隐含的正是大学温度的变化：熟人社会的“乡村”自然更有人情味和温度，而陌生社会的“城市”显然表征着冷漠和疏离。所以，大学温度的缺失，不光是大学自身的问题，更有社会变迁的大环境问题。“城市”大学的师生关系，渐渐显得更加淡漠，就如住在城里的邻居一样各自闭门，两不相干。尤其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在学习和工作时间基本都是对着电脑屏幕，生活时间就对着手机屏幕。从乡村到城市，城市化、科技化的现代大学显得更加具有高度了，但显然温度在下降。城，不但是大学之隐喻，也是大学之现实，而如何将这座城打造成为高度和温度兼备的“高”“温”之城，是新时代大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大学不但要有创造性的知识，更应有独特的文化生活，大学应当有信心也有优势去面对如此挑战。剑桥大学前校长布罗厄斯认为剑桥的下午茶和喝咖啡时自由随意的交流，是铸就以活跃的文化融合和高度的学术自由为主要特征的“剑桥精神”的重要形式。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之“鸽笼理论”也是异曲同工：现代大学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学者如鸽子一般都在狭窄的学科“鸽笼”里打转，解决之道是要为鸽子们提供能跨学科交流的“广场”。下午茶和广场，既是大学文化生活的一种载体，也是大学知识创造的动力站，正是大学“高”“温”结合的独到之处。“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徐志摩的慨叹，这也许是大学作为兼具知识创造和独特文化生活功能的“高”“温”之城所能获得的最高赞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BIA170170）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陈先哲 来源： 《光明日报》
超八成受访大学生表示选修课不只为学分
反复核对课程代码后，王祎和室友分坐在电脑前。她们准备在学校选课系统开放的瞬间，立即按下“选课”按钮。
在王祎看来，虽然选不上心仪的课程也能去旁听，但她总觉得“既上了有意思的课，又能拿到学分”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王祎说。
近日，中国青年报校媒联盟面向全国100余所高校的532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1%的受访大学生表示选修课不只为学分，教师授课水平、考试的难易程度、作业量、课程的实用性都成为影响学生选课的重要因素。
46.2%受访大学生表示选课时更看重教师授课水平
“请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为什么男人有钱就会变坏’。”这是四川大学选修课“爱情婚姻经济学”结业考中的试题，也一度在网络上走红。
上过这门课的叶娉同学表示，老师上课时思路清晰，逻辑缜密，幽默风趣，善于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各种案例。这门课无疑是同学们眼中的“香饽饽”。
黑龙江大学的杜宁宁告诉笔者，选修课“马克思哲学经典导读”在学生中非常出名。据他介绍，该课的主讲教师是九位大咖级教授，他们面向全校学生，轮流讲授哲学经典。年过八旬的张奎良教授也出现在这门选修课的讲台上——头发花白，全程站立，满黑板的讲义，依旧激情四射。课程结束后，全班同学不由得起立，鼓掌目送教授离开。张奎良留下办公地点，邀请同学与他探讨哲学问题。杜宁宁认为，“公选课专业性相对较弱，学生听课效果也差强人意——但当教师融心血于公选课，学生自然报以掌声和尊重。”
在中山大学大三学生丁一看来，公共选修课“植物的智慧”也属于抢手的一类课程。课堂上老师几乎不点名，但是很少有学生缺席。据她介绍，这门课程内容丰富，老师会结合电影书籍等文学作品分析植物的各种功能，同时布置一些课后实践作业。丁一选择的课后作业是种植向日葵，观察白天向日葵花盘的旋转情况，记录向日葵发芽开花凋谢的过程。“老师说第整百位发作业到邮箱的同学还可以得到一本植物图谱！”丁一觉得这样的抽奖为课堂增添了许多乐趣。
中国青年报校媒联盟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大学生在选课时看重授课教师的名望和授课水平，57.3%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所选“课程内容是自己擅长，想进一步学习”。同时，71.4%受访大学生会选择考试简单，作业少，学分易得的课程。
对应届生寇玲来说，大四的选课更让人纠结。上学期，正在准备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的寇玲复习任务重，恰巧这时学院一位知名教授新开设了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寇玲明白，修习这门课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做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备考时间，但是如果放弃这门课程会让自己觉得本科生涯有遗憾。
寇玲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选择了这门课程。“跟随这位老师学到的治学态度是受益终身的，”寇玲说，“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
中山大学2016级本科生陈硕在大二时选择由中文系转入新闻与传播学院，他坦言，刚入学时，和身边的很多同学一样，自己有一种好好学习、利用公选课拓宽知识面的热情，“希望有很多本专业知识外的收获”。然而，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他感觉“通过公选课学什么东西好像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公选课的性质让人很难自控。在大一下学期，他开始“功利地”把重心放在专业课学习上，而公选课只关心点名与否、考核方法、给分标准等等信息。
学长学姐的“经验帖”成为选课重要参考
“每个大学生都为选课困扰过吧。”陕西师范大学柴丹说，“我们读高中是没办法自己选课的，在大学通过选课感受到了大学‘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氛围，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每到高校选课季，学生会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络上发布选课求助帖，相应也会出现各种经验帖。这些经验帖绝大多数来自同校的学长学姐。他们作为大学校园的“老玩家”，对于选课拥有更多“经验值”，每到“选课季”自然就会将“经验”传递给学弟学妹们，学弟学妹们再将听来的“经验”进行传递，久而久之甚至会形成选课信息“江湖”。
中青报校媒联盟的调查显示，70.7%的受访大学生会在选课前寻求学长学姐建议，其中93.4%的受访大学生会听取学长学姐的一些建议。
武汉大学的学生陈鸿辉告诉笔者，学长和学姐会把公选课的经验帖组合成集，自己每次选课前都会参考前辈们的经验帖。“先查询，后了解，才敢选，绝对不会冒着风险去选平均分很低的课，因为不能保证自己能顺利通过。”陈鸿辉说。
在江苏一所高校读书的大四学生许冰倩表示，自己选课“完全凭眼缘”。她解释道，学校的公共选修课通常考核难度不大，不需找学长学姐咨询。
上海大学的尹莹莹表示对于学长学姐的建议，她坚信“兼听则明”。因为她发现，有些学长学姐总是喜欢推荐课堂氛围比较宽松的课程，“对于我本人而言，我更想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要破除学姐学长的‘传说’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有试听的权利。”暨南大学的林同学认为，学校应该保证每一门选修课的第一节课都是试听课，让选课的学生先去了解一下这位老师上课的风格、教学大纲，再决定要不要学这门课。她打比方说，“就像现代人谈恋爱要认真相处了解后才结婚，学校也应该把选课中‘盲婚哑嫁’的现象消除掉！”
超六成大学生选择知“难”而上
中国青年报校媒联盟的调查显示，对于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即使授课老师很严格，也有65.5%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不会弃选。
暨南大学大四学生林淼表示，她四年来的选课标准都只有一条标准——“课堂要有干货”。这样的标准也促使她总是选择一些传闻中很难的课。她笑称，“越到后面就越会发现，课程内容难我也还是能以不错的成绩通过考核，如果真的很喜欢一门课，那就大胆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林淼也坚信老师严格是负责的表现。在她看来，只要坚持，跟着老师的计划学习，一定能建立自己在该门课程的学习地图。”她还记得选修的“传播方法研究”这门课，老师要求极严，她需要在学期内完成一项调研，并要用到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方法。她和小组成员们每周都外出做志愿者、撰写观察笔记，还要进行深度访谈、设计、派发问卷，在图书馆写报告。她回忆起那段时间直呼“真心累”。但是，最后她和小组成员写出了一份质量极高的调研报告，觉得“一切辛苦都值了”。
据辽宁一所高校教务处工作人员介绍，该校开设人文选修课达100多门，其中只有不到10门会因选课人数不足而不能开设。“虽然开的多，但这么多年最受欢迎的一直都是那几位老师的课，在学生中很出名。”
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林老师告诉笔者，每年选课都有要退选和重选的同学。“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全班集体退选某门课程，导致任课老师没课可教无法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对冷热门课程的两种极端表现，引起了学院领导的重视。“根据培养计划，有些课程非常重要不会因为选课少而停止开课，而大多数人喜欢上口碑良好的课，此时提高老师的讲课水平显得非常重要。”林老师说。
为了上好公选课，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于老师提出了“小班教学法”。“目前学生和老师普遍错误认为选修课没有必修课重要，因为选修课学分少且以考察课形式出现。”但他认为，从培养学生角度出发，选修课更能激发学生兴趣有助于学生对某个领域的深入学习，更适合小班教学。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冯芃芃认为，现在所谓的“功利性选课”背后，首先是一种“无奈”，因为值得学生认真对待的课程不够多，于是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能够轻松拿高分的课程。但是她同时也指出，做好公选课的教学并不容易，需要开课老师更多投入到教学设计中。就中山大学的情况来说，她表示，这些年，这种现象一直在好转。“其实我自己开课时，第一周总会问大家的课程期待。可以说有一个趋势，希望课程轻松的声音越来越少，希望能够真正学到东西的回应越来越多。”
她认为，在理想的公选课状态下，老师应该认真对待学生的时间，准备好课程；学生也尊重老师的时间，认真对待课程。她希望修课的学生不是因为没有其他可选的才来，而是真心对课程感兴趣，能够积极参与，完成课程任务。她也表示，“这么做的前提是要开出足够多有质量的课程，学校出台政策，鼓励老师们进入公选课的教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学生为化名）
作者： 东北大学 马佳序 中山大学 梁心璐 闽南师范大学 魏翠云 来源： 《中国青年报》2018年03月26日